唐山歌手赵洪涛个人资料 赵洪涛唐山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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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礼访谈录）

归队途中被俘虏

我叫刘士礼，在日本曾用名郝春有，河北省丰南市人，日本人登记劳工的时候我报的是大光庄，劳工号为73号。

1944年农历四月初四，我参加了八路军。八月初一晚上，我和孙绍志在离家60里地远的一个小庙里被日军特务俘虏。那天，部队的一个排长回家探亲，带着我和孙绍志等5个人去他家。

在返回部队的路上，当我们走到一个街口时，看见有日本兵和特务在庄里“扫荡”，北边是一个小庙，小庙里也有日本兵和特务守着。接着，排长就进庙里跟特务交涉，就在他们交涉的时候，突然从庙里冲出来几个人，很快把我和孙绍志摁住，同时排长带着另外几个人赶紧撤离小庙，跑掉了。

日本兵和特务将我俩押到林西呆了两天，其间也审讯了我们。当时我们身上都穿着军装，所以他们就问我们在哪个地区活动，我们就亦假亦真、胡说八道地回答了他们，由于我们都是年轻的小兵，他们从我们身上也问不出什么，所以就拳打脚踢地吓唬一下我们，之后也没再问什么。

在林西关押的有青年(老百姓)，也有八路军干部。八路军干部在审讯的时候被打得最厉害，因为打他们的时候我都看见了，不仅审问他们有关八路军的活动范围，而且还问他们藏粮食的地方。

在林西接受审讯以后，日本人将我们押送到塘沽的一个叫“冷冻公司”的集中营。周围架着铁丝网和电网，而且还有日本兵站岗。进入“冷冻公司”的大院以后，日本人先让我们换了一身单衣，然后又给每个人发了一块毯子和一条小薄被子。被子特别薄，而且也挺短。

在集中营里，我们每天的食物就是用混合玉米面做成的大饼子，一天两顿饭，每人每顿饭只给一个。吃不饱饭，喝的水也不多，有时还得喝海水。但是我们也束手无策，只好听天由命，脑子里也不敢胡思乱想。吃完饭，只让我们呆在屋子里，不准出去，不准说话，也不准乱动。

晚上睡觉的时候，劳工们都得脱光了衣服睡。同时，还有日本人拿着镐柄转来转去，发现哪个劳工不老实了，就用镐柄打，直到打得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就是不敢说，不敢想，不敢动。解手也不让出去，屋子里有一个大尿桶，解手的时候必须喊报告，否则动也不能动。

我们在那里真是活受罪，不但要挨饿，还要挨打，而且一点人身自由也没有，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对待。被日本人打死的劳工有很多，劳工生了病，日本人也不给医治。关押期间，也有劳工逃跑。

那天晚上，有一名劳工串联大伙一起逃跑。然而，还没有来得及逃跑，就有奸细报告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把那个带头串联的人抓起米，狠狠地打了一顿。在塘沽关押了十多天，刚过八月十五没几天，我们就被押上货轮。上船前，日本人还给每个劳工都编了号，我是73号，72号是孙绍志，74号是赵洪涛(在日本叫赵景和)。

船上受苦赴东瀛

当时上船的一共有300人，由日本人西村领着上船。货轮的船舱里装的是煤，煤上面铺着炕席子，我们就在炕席上呆着，脑袋也碰不着上面的甲板。一路上，我们吃的是玉米面，仍然吃不饱。轮船在海上遇上大风，摇晃得更加厉害，肚子里再没有粮食，恶心得我光吐苦水，那就更吃不进去了。

日本人偶尔也放我们上甲板上通通风。如果需要解手还得翻过船上的护栏，站到护栏外面的一块木板上解。轮船的护栏外面绑着一块木板，解手的时候，手扶着护栏，把腿跨过去，站在外面的木板上向海里解手。

一天放风的时候，有一个劳工抓着护栏正在解大手，突然一个海浪打过来，他就被打进海里。因为当时风大浪大，所以轮船先绕着那个人转了两圈，把浪头压下去之后才派下去一条小船救人。当那个劳工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被淹死了，其尸体后来好像是被运到大阪处理的。

轮船在海上走了大概10天左右，最后到达日本大阪。下船后，日本人先让我们脱光衣服洗澡消毒。之后，我们先坐火车走了几天，又换乘轮船到达北海道。从北海道坐火车最后到达三菱(公司)的美呗炭山(即煤矿)大和寮。

受尽凌辱的大和寮

到大和寮以后，日本人先给我们分了队，每个小队100人，再分成4个班，每个班25个人，我是3班的。接着，日本人又给我们安排了住房，都是木板房。墙壁的外侧是木板压着木板，内侧则是一层胶合板。

我们睡觉的床铺就是日本人称为“榻榻米”的东西，木板床铺上仅仅铺着一些稻草。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面放着的两排床铺，中间是一条过道，沿着过道走到头就是厕所。北面的一排床铺是1、2小队睡的，南面的床铺是3、4小队睡的。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还有日本人看着。看管我们的那个日本人，因为嘴巴大，露着一颗大金牙，所以我们都管他叫“大金牙”、“大下巴”。

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上班的时候，由日本人把我们领送到煤窑口，接着窑里面的日本人再把我们接进去。从煤窑回去的时候，日本人还要把我们接回去。煤窑是斜着往下走的，而且空，里面距地表也出较低。

我们称日本人为太君，而日本却直称我们的劳工号，我们就像是一群奴隶。在外面干活的时候，日本人教我们几句话，有日本小孩看见了，就称我们为“亡国奴”。当时我并不懂日本小孩说的那句话，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山海关的中国同胞他听懂了，他说:

“士礼，你知道小孩管咱们叫什么吗?我说:“不知道。”(注:讲到这里，老人的眼睛不禁湿润了，忍了半个多世纪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毕竟这是一段十分悲痛的历史，谁又愿意旧事重提呢?但是老人依然强忍着伤心再次道出了他的心声。)他说:“管咱们叫亡国奴!”

刚开始下窑的时候，我的工作是推矿车，推着空车进窑，再推着煤车出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打石头，用风钻打，三个人一组，打好的石头铺铁道用。由于煤窑里地势较低，所以铁道上需要铺上一尺多厚的石头才能使运煤的矿车进去。

在我推矿车期间，有一次因为缺个开绞车的劳工，日本人就派我去开绞车。但是当时我对电动机的相关知识一窍不通，也不知道什么是“超负荷”，什么是“不超负荷”。就在那时，去了一个日本人，一手拄着拐杖，另一手拿着一个小铁锤，铁锤的一头是尖的。

他问我:“拉多少车?”我不懂，我看见别人挂多少车我就说多少车吧。结果这么一说，却给说错了，当时他就打了我几棍子。我不懂，他们不是先教我学懂，而是先打我，简直就是拿人不当人看！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小，怕挨打，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多用眼睛观察着，学的谨慎些，尽量少挨日本人的打。

在煤矿干活的时候，我们所戴矿灯的蓄电池里的硫酸经常渗漏，致使我们的衣服被烧得破破烂烂，同时皮肤也有多处被烧伤。

日本人把橡子面、土豆、倭瓜掺在一起和成混合粉，再搓成一轱辘一轱辘的蒸。蒸好之后，每个劳工切给两块就是一顿饭，一天共三顿饭，吃不饱。也没有菜吃，仅仅从山上采点山草给我们煮“汤”喝，而且汤很稀，每个劳工盛给一勺。吃不饱饭，我们也得忍着、受着。

我们在大和寮的生活非常苦，天冷的时候，我们仅有的就是从中国带去的一块毯子和一身破烂单衣。为了御寒，下窑的时候我们先把自己睡觉盖的毯子裹在腰里，再穿上那身单衣然后下窑干活。

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三个人挤到一起睡，把毯子铺在床上，再盖上被子，多盖几层。在那里，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对待，我们一点人身权利都没有。在他们看来，我们想的说的都是错的，他们说的就算不对也是对的，所以当时我们总也不敢有什么想法。

北海道的冬天非常寒冷，而且经常下雪。即使下了雪，下煤窑也不能耽误一天。下窑之前，日本人先让我们踩雪，抓紧时间不停地踩。天上下的雪，再加上从房顶上刮下来的雪，使得积雪都没到了窗户，房门也打不开，门口的积雪都得用车往山下拉。

开门以后，首先踩雪，把雪踩平了才能出去人。上下班的时候，路特别滑，稍微迈偏一点，就会出现意外。因为路太滑，有一次我被摔倒，结果把腿摔伤了。

吃不饱、挨饿、受冻，还得干活受累，哪里还有健康人？劳工们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没有病的人在那里呆一段时间也会有病。只要动弹不了，就是有病。劳工生了病，都是西村医生治疗，但是治疗也不及时。我因病休息了几天，没有去过病号房。

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也比较贫困，各方面都需要配给。因此，我们那里也没有什么药品。干活期间，有很多劳工死亡，我记得仅我们那里就死了30多人。劳工死后都被火化，其骨灰盒回国时由临近的乡亲捎回。

告别“亡国奴”生活

大和寮里还有一个总医院，重病号都被送到那里，里面有很多中国劳工，而且不单是一个矿坑的劳工，他们彼此也都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胞，但是日本人就不让他们在一起说话。

美呗煤矿有一个矿坑里有一半是中国劳工，一半是美国劳工，即俘虏去的美国兵。夜班是中国劳工上，白班是美国劳工上。我记得日本投降的消息好像就是从总病院传出来的。日本投降以后，就有美国飞机去看望美国劳工。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就不上班了，在院子里呆着。后来，每个矿坑的劳工负责人都联合起来向日本人提要求，要求改善劳工的生活。从那以后，我们穿上了新衣服，吃上了大米、白面，而且有酒有肉。食堂里原来做饭的中国人和澡塘里烧水的中国人也都换成了日本人。

以前，我们见到日本人，就得管他们叫“太君”。投降以后，有的中国劳工把那些虐待中国劳工的日本头目打得直喊中国人为“太君”。如此看来，国家没有政权，老百姓就得做亡国奴，国家有了政权，老百姓也能得到好处。

回国的时候，我们先从大阪到长崎，最后在长崎乘美国轮船回国。当时一共有3艘轮船送劳工回国，6天后回到塘沽。轮船把我们送回塘沽，又接日本军队返回日本。

下船后，在日本当过头儿的劳工先帮大家找旅店住下。第二天，再派几个人出去打探，打探人员回来说:“咱们快回家吧，要是到了那甲(天津)可能都得当兵。”由于大家都十分想念家中的亲人，所以大家就在几个劳工头的带领下坐火车回家。我到唐山下车后，直接步行往家走。出唐山的时候，在一个岗哨处接受检查，结果我身上携带的东西被站岗的人抢走了一部分。

在日本做劳工期间，我和许子良、孙绍志始终在一起，许了良是我们的队长。回国时我们也是一起回来的。回到家中的时间是农历十一月初六或者初七。

自从我被日本人抓走以后，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后来母亲也疯了(注:说到伤心处，老人又一次流下了眼泪)。以后家里人和众乡亲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村里的人也都以为我家只有两个儿子，直到我回到家中，才再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