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胡斌个人资料-胡斌：时代与事件中的多维指向：新历史小组的“消毒”艺术行动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在精神取向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80年代集体主义的解构和对个体价值的凸显。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市场逐渐活跃，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获得越来越多进入国际艺术平台的机会。于是，艺术资本、文化权力、殖民话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然而，这样的宏观评论很容易抹杀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个体具体而微妙的思维和实践的复杂性。通过一些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对新的时代和变化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案例是新史学集团的“消毒”艺术行动。

一个

1992年5月中旬，一批来自中国南北的艺术家，包括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建筑师、大学教师、理论家、青年学者等。——新史学集团在武汉东湖珞珈山成立。该团体表示:这是“对当代主流文化艺术的一种态度、作品或设计”，是“对20世纪末，也许是整个人类世纪的垃圾和灰尘的混乱和破碎现象的一种集中和综合的处理”，以便“找出新的机制或新的文化艺术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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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张三喜、梁小川、叶双贵、周希平、朱、王雨蓓、、比索、张杰合影。1992年的图片由胡斌提供。

事实上，自1988年12月任剑从哈尔滨黑龙江画院调到武汉大学建筑系后，经人介绍认识的、赵冰、、周希平、道子、于洪、张三喜、梁小川、朱等，就多次讨论过当下的艺术与哲学，以及应该进行的艺术事业。1992年6月，集团开始策划第一次艺术活动，10月在广州实施，即“广州首届90年代双年展(油画部分)”(以下简称广州双年展)和“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第二次)”展厅的“消毒”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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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艺术行动报告1992年免疫材料的制作胡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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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艺术行动报告消毒过程“90年代中国首届艺术双年展”展厅1992胡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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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艺术行动报道消毒后接受记者采访。1992年的图片由胡斌提供。

事先，他们在武汉市卫生保健防疫站由医生协助进行了自身免疫消毒，在武汉大学生物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生物标本楼进行了“消毒”模拟实验。10月21日下午2: 00，、周希平、朱、梁小川、叶双贵在广州中央酒店展厅对双年展进行消毒，即以清理工学院的身份，用水对展厅进行喷淋，对展览作品和地面进行擦拭，使展厅的空间弥漫着水的味道，从而获得一种医院的感觉。同时，他们还分发了消毒的相关文件。两天后，他们在广州“大尾象”展厅和广州美院“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展厅发放了消毒文件。11月，史队还完成了武汉市消毒4号“病毒免疫卡”的文件，开始发给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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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艺术行动中使用的文件图片由胡斌提供。

所谓的消毒，按照他们的说法，主要是针对这些病毒:1。政治病毒，即各种思想后遗症，包括政治流行的“红眼”、红痞子、色变嘲讽、过时前卫的“狂犬病”；2.商业病毒，包括艺术家、批评家、商人三位一体合谋的“同性恋”，内气不足无法进入艺术市场的“阳痿”，市场阉割导致的“早泄”；3.自恋病毒，包括自我玩闹的“东方自恋”和“窥淫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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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一号文件任剑页面图片由胡斌提供。

一号文件介绍了新史学组成员的生平和思想取向，包括的后意识形态、于洪的形体艺术、周希平的混血论、张三喜的《性灵简述》、朱的《大杂烩》、叶双贵的《后陶》、梁小川的《文化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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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二号文件封面图片由胡斌提供。

二号文件是对双年展评奖规则的批评。它在当时与双年展一同出版的评价学术文献《理想与运作》中，印刷分发了评价机制的页面，并自己做了统计分析，以凸显评价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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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3号文件“循环系列”图片由胡斌提供。

3号文件以虚拟的“五张羊皮世界艺术展组委会”的名义，对第二届双年展的公告和通知进行嘲讽和夸大。其中包含了对首届广州双年展运作模式的诸多荒诞搞笑的影射，如各国画廊征订获奖作品、调整获奖名额、高额奖金分配、画作价格炒作目标、艺术主持人裁决、历史塑造、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邀请美国歌手、双年展开幕禁止行为艺术等等。

二

新史学群体的“消毒”行动，一定与他们敏感的时代新变化有关。这个动作和85新潮及其清理有关，同时也和当时的当代艺术主流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小组成员拜森的评论，他们实现了政局的变化，即从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的转变；显然，他们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涌入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被盲目解构。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渲染的非理性、无意识、前文本的存在主义语言幻想，使人日益世俗化、个体化，失去了对人的责任、对命运的承诺、精神上的人文特质。这时，他们需要提出新的人文精神和新的历史态度。

事实上，新史学组的成员来自许多领域，有着不同的观点。基于Bison的评论，我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取向归纳为几个方向:

1.清理过去的文明。比如任剑对既定文明遗留下来的东西进行清理和整理，为人们的再生和拯救做准备；周希平的“混血儿”艺术理论，讲的是混血儿的一个功能，即祛名、去神秘化、回归熟悉的现实。

2.一种不受各种意识干扰的新艺术态度。比如王渝北为走出哲学困境而提出的“无哲学”的精神构想；任剑说，排除意识的干扰，走向无对抗的自我改造，回归物质的状态，呈现出一种自然的艺术——后意识形态艺术，其中后意识形态艺术和身体艺术是余红特别强调的。他认为，将符号还原于事物，取消其原有的符号功能，从而建构新的艺术符号的实体艺术，是后意识形态艺术的第一次实验。

3.社会干预的实践。比如任剑对私人话语的开放和他与社会话语的沟通，以及他认为私人话语中的个体需要在开放中免疫和再生的观点；梁小川以市场运作的方式消解艺术和艺术家神话的非艺术领域实验。

而且从命名上看，新历史派明显受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对新历史主义的理解更多的是来自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他们对过去历史的话语清理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新历史主义的初衷，但其最突出的是着眼于当下的建构。最集中、最一致的主张是，他们实行了一种最坚决的现实态度和世俗态度，“坚定不移地进入世俗社会，与之平等同质，以最快的方式产生效果”，“取消学科的专业视角，在直接的生存活动中实现个人话语向社会话语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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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大批判——斯威奇》，布面油画，200×340，1993年，图像由王广义提供。

近年来，一些评论家对王广义进行了新的思想工作。例如，黄专曾多次表示，王广义在后经典、毛泽东ac和大批判中的“中立态度”和“无立场”，以及他对政治符号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政治”立场，而只是一种清理泛人文主义热情中的思维定势的图像处理。那个“曾经相信一个健康、理性、强大的文明能够拯救失落的文化”的原始文化乌托邦，已经去除了他“泛文化追求的热情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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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1993大消费”综合产品艺术活动销售“任剑集邮牛仔裤系列”1993胡斌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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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1993大消费”综合产品艺术活动中的梁小川产品艺术《大传承系列二:装修时代》1993年图片由胡斌提供。

曾与王广义同属北方艺术团的任剑说:“我看到有些人迷失在纷乱的时刻，只有一些人保留了他们的人文精神。如果失去了这一点，所有的力量只会导致无序的碰撞和混乱的垃圾制造过程，世界将会非常暗淡。世界有必要进步、发展和支持其人文精神和当前经验的和谐，这样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才会有秩序而不会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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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美术馆展览文献详解:理想与操作:中国广州首届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学术文献综述。王广义供图:北京中级美术馆微信微信官方账号

所以他特别推崇艺术家、批评家、赞助人、媒体人员的个体存在是艺术行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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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美术馆展览文献详情:中国艺术有限公司发行股票，王提供。图片来源:北京中级美术馆微信微信官方账号

而且在艺术家中，有相当多的艺术行为是针对市场的。就在广州双年展的周围，还有孙平的“中国游戏一号发行股票”和兰州文工团的“葬礼”行为艺术活动。前者借双年展之机，在广州美术学院发行中国孙平艺术有限公司人民币股(a股)，张贴公告，用自制人民币认购股份，企图通过模拟当时中国流行的股市繁荣的商业现象，消解艺术与商业。后者是广州双年展举办后，他对这种艺术操作的审视和抵制的一种表现。他长期编造“钟现代，一个勾结评论家、画商、报社编辑，制造人际关系，疯狂贩卖作品的艺术家”之死，并向全国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发丧，在兰州市区举行葬礼。[20]由此也可以看出新史学派和他们的区别。并不是对艺术品市场进行梳理和排斥，而是倡导一种健康、纯粹、开放的市场和运作模式，不局限于现有的艺术品流通体系。

四

正如新史学派所说，这种“消毒”行动只是“瓦解艺术世界的前意识形态后遗症，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诞生清理场地”，而随后的“新史学1993大消费”等艺术行为，才是后意识形态艺术对新人文主义艺术建构的真正实验[21]

他们的“消毒”行动，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艺术，不如说是一场特别制作的艺术活动。在那个历史转换的时刻，作为当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展览，他们试图将自己对时代变迁的复杂思考转化为直观的行为宣言。他们要面对的艺术问题，涉及意识形态、市场运作、东西方文化形态，多方向结合。比如他们反对Pop的不彻底，而不是商业化和媚俗化；反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不是走向绝对的个人化；清理，分析而不是碎片化，也不是东方自恋，而是试图重新整合。他们对时代潮流很敏感，但他们选择的取向与当代艺术的主流不同，然而有趣的是，因为它的直接针对性，在那一刻，它的行为更容易被认定为双年展的“检疫”。

在随后的艺术活动中，他们试图通过艺术产品化来建立艺术与生活更紧密的联系，形成一套全方位的日常化、日常化、大众化的艺术语言，改变艺术社会的有效方式。这些活动仍然不是简单地用艺术的商业化来定义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不仅包括大众化、扁平化的表象，还包括内在的个体体验。同时，它们也包含着终极的精神诉求。[22]然而，这些改变艺术运营体系的尝试，在市场和艺术观念上都遭遇了磨难，影响不大。

我们知道，历史事件往往是通过隐藏或偏离主体的本义而发生作用的。在某个时代节点，新史学集团以复杂的意蕴闯入，以“消毒”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然而，在我们目前的艺术史写作中，这样的案例似乎是看不见的，无论是以一种有偏见的还是客观的方式。与此同时，“清场”后迅速转向“生产”也增加了它的孤立感和悬浮感。他们的辛勤工作几乎成为一种超越当代艺术写作的判断意见，不容易被纳入理论批评话语，也无法有效地编织进当代艺术形式演变的谱系。当然，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审视当代艺术史的现有视野和框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注:文章经授权发表在《当代艺术》2013年第5期。)

胡斌，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史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曾在广州美术学院编辑部、三年展办公室、艺术史系工作，现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常务副馆长、教授。研究方向包括中国革命艺术史和中国现当代艺术展览史，长期从事当代艺术的批评和策展工作。著有《视觉转型:20世纪中国艺术的剖面解读》、《如何表现“中国”:中国在世博会的展示与国家形象的呈现》等。

注意事项:

[1]任剑与“新史学派”的对话，《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2期。

[2]新史学组大事记，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2期。

[3]《& lt；消毒>:艺术报告，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2期。

[4]岳强编著《关于:对话》，广东美术馆，《两湖之势——湖北湖南当代艺术展1985-2009》，广告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5]根据任剑先生提供的1号、2号、3号文件，特此致谢。

[6]野牛的《穿越世纪末——新史学组:纪实》，广东美术馆，《两湖之势——湖北湖南当代艺术展1985-2009》，广告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7]黄专《作为思想史运动的85新潮艺术》，《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8]黄专《视觉政治:另一个王广义》，《黄专在艺术界的思想和行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9]任剑与“新史学派”的对话，《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2期。

[10]《中国日报& lt新史学1993大消费>:综合产品艺术活动，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第2期。

[11]严《的玄学、神学与艺术——王广义谈艺术》、《自由中之物》:乌托邦、波普与个人神学，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