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歌手个人资料 进贤县李宗盛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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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许是这个时代太乏味了,也兴许是我早已不年轻了。

其实去年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董其昌大展上,就曾近距离地看过八大山人(朱耷)的这幅小品《鹌鹑图》,我俯身将下巴贴在展柜的玻璃上,细细端详着这两只鹌鹑。整幅册页被保存的相当完好,像画家刚刚画完离开,把这小幅的画作留在了展柜中。纸质没泛黄,可以清楚地看见八大的笔法,两只鹌鹑的腹部用淡墨画出,呈现出披麻皴一类的肌理效果,不同于其他用湿笔浓墨塑造出的体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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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鹌鹑图》上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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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传)《鹌鹑图》朵云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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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轩版细部

在2014年上海朵云轩的拍卖会上,曾经有另一幅类似的八大《鹌鹑图》亮相。其构图和笔法与上博版的极为相似。但若放大看鹌鹑腹部,其用笔更枯更繁,且有勾有染,这与八大在其他花鸟作品中常用笔墨有较大差异。

我讶异于这幅画的技术细节,却忘了应与八大山人静心地对话——不是有人说过,绘画是一门语言么。

其实来看董其昌的观众并不像簇拥在对面美国近现代绘画展厅的人那么嘈杂,但人数也不少,他们大多都不会长时间在展柜前停留,人们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种仪式感——按照一定方向,有规律地移动脚步,就像原始部落的人群在篝火映照下,围绕祖先的遗体所举行的某种自我安慰的悼念活动。

这种举止远比他们在菜市场、地铁站和机场要文雅、娴静得多,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好意思长时间将下巴放置于玻璃展柜之上,因为每一个排在比我之后的人都有着八大笔下那些动物们特有的面部表情:翻白眼。

直到过了很久,直到昨日午后,我在闷热的午后睡醒时,脑海中响起了赵传的《小小鸟》时,方觉得这首歌与这幅画倒是如此地相配。

看来这个时代的确是乏味的,而且我也不再年轻了。因如此有意思的两件事情,我竟然时隔半年后才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的某种默契。

在上博的现场,也未来得及揣摩八大在此画之上的题诗。昨日午后,脑袋中有了赵传的背景音乐后,便想起这幅小品来,于是翻看去年拍摄的照片,也查了些网络的资料,能够确认八大在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69岁的作此画时所题的诗句为:

六月鹌鹑何处家?天津桥上小儿夸。

一金且作千金事,传道来春对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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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鹌鹑图》题诗

《荀子.大略篇》中记载了孔子门生子夏的故事,我们如今颇为熟悉的那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就是子夏提出的主张,但我们常忽略了其前半句内容。

《大略篇》记载子夏时提到:“子夏家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

杜甫在《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也用了这一典故:书成无过雁,衣故有悬鹑。所谓“悬鹑”即是指衣服褴褛的样子,因为鹌鹑的羽毛短而斑驳,就像批了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服。成语悬鹑百结、鹑衣百结,也都是形容人穿着破衣服,生活潦倒的样子。

了解了八大画鹌鹑的用意后,再看看他所描述的地点:天津桥。

这座桥并不是位于现代意义的天津市,而是位于如今河南洛阳市西南。该桥建于隋炀帝时期,炀帝认为洛水流经的此处有天汉津梁的气象,此桥因此得名。

到了唐朝,天津桥成为东都一处重要的景观,见证了盛唐的繁华,也历经了安史之乱后的萧条。白居易在一首感春的诗中,也提到过这座让人伤心的桥,他在《和友人洛中春感》中写道:“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人?”

八大的题画诗中,引用“鹌鹑”,“天津桥”这些意象符号,正是想倾述自己内心的无奈与苦闷的心绪,这两只鹌鹑好比两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被天津桥上的小孩儿们嘲笑。他怀念此前挥金如土的日子,但如今只能盼望着来春,再看一看菜(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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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鱼虫图》(册,十一页),16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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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孤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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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的写意花鸟

这种今昔的对比,总是让人唏嘘。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是朱元璋第17子朱权的九世孙。清军南下后,他离家隐遁江西奉新山中避难。23岁时,他剃发为僧,五年后在南昌进贤介冈灯社拜弘敏禅师为师,法名传鉽,号刃庵。此后他曾在南昌城郊创建青云谱道院。在此隐居了二十多年,六十二岁后,隐居南昌城北的北兰寺以及寤歌草堂等处。有关朱耷的生平,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本号文章:少年朱耷的奇幻漂流记。

因为个人身世和经历,八大的画作不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相比其他隐晦的画面内容和题画诗,这首《鹌鹑图》上的题诗算是其较为直接地表白个人心绪。八大还留有另一首更为直接的题画诗:“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

相比同一册页中的另外几幅作品,此作除题诗外,在技法风格方面也与其他几幅稍有不同。

比如同一册页中的如下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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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山水花鸟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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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书画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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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书画册》细部

同样收藏于上博的还有八大的另一套书画册页,这一册页作于康熙卅二年(公元1693年),八大时年68岁,比上述《鹌鹑图》早一年。其中第二幅构图与《鹌鹑图》类似,均是两只相对而立的小鸟。但是在用笔、用墨上有很大区别,后者体现出八大水墨写意的花鸟画特点:以墨色浓淡变化来表现出湿润茸茸的质感。浓墨点写眼、喙。其次,体现了他用笔极简的特点,在后几幅花鸟作品中,仅用浓淡不同的三、五笔,便描绘出鸟的身躯。

而八大在《鹌鹑图》中用笔更多,有干有湿,有皴擦点染,是为少见。他如此罕见地对两只鹌鹑精工细作,一方面恐是因为鹌鹑羽毛本身的质地并不像其他鸟类那样光洁、润滑,另一方面他似乎也刻意将鹌鹑的形象与鹑衣百结这样的意象联系起来。

至于李宗盛和赵传是否喜欢朱耷的画,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小小鸟》与《鹌鹑图》之间一定有一种默契。

让这两者同时出现于我脑海中的理由,其中之一是卑微的个体对时代大环境的质疑与提问。但凡能够感染人的艺术作品,应都有类似的主旨与命题。若是生活在一个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其乐融融,毫无争议、毫无质疑的年头,肯定是不会有趣的。

在这么一个无趣的世界时,也许我们都应该问问,就像90年代初那时的我们所要问自己的:

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竟然时隔半年后才发现这首歌与这幅画彼此之间的某种默契。看来这个时代的确太乏味了,而我,的确也不再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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