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南宁乞丐歌手资料-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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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名“问题学生”

在儿子被送进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之前，河南信阳的王爱月就为儿子厌学而苦恼。初中以后，儿子一开始不想做作业，后来就借口不上学了。他呆在家里后，玩了一晚上手机。

王爱乐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上班族。由于她儿子不爱学习，“在任何地方看到他都不舒服”。她非常重视她儿子的学习。他出生不久，她就和月薪600多元的丈夫离婚了，儿子的幼儿园学费一学期近3000元。

后来她再婚了，但她的第二任丈夫和前任一样，“文化水平低，不会交流”。她希望儿子好好学习，“不要做一辈子软骨头”。可是儿子初中后成绩越来越差，补课也没什么效果。

“以前老师一抱怨，我就打他骂他。”王爱乐觉得儿子不争气。“不读书不能谋生”，但她儿子说他可以去当乞丐。她认为儿子“精神不正常”，带他去郑州看心理医生，咨询一次1000元。她觉得太贵了，去了一次就不去了。

“每天躺在家里，一副焦虑的样子。”2019年春天，王爱乐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中学。

两年多后，陈艳也送来了她的女儿。女儿在杭州某重点中学读高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绩从班里的前10名掉到了30多名。5月底，女儿告诉她，“我宁愿生一场大病，也不愿读书。”她还说是从学校走廊“白”过来的，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当时有点慌。”陈艳说，从那以后，她的女儿再也没有去上学。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有“学习压力”，“交友压力”。

家里人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陈艳说她是一个农村孩子。为了出人头地，她努力学习。老师说早恋会影响成绩。她高中三年没和男生说过话。后来，她就不跟女生说话了。\”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她一路努力学习，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博士。丈夫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毕业于浙大，婆婆毕业于苏大。这家人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

陈艳说，她的女儿表现很好，成了班干部。有一次，她对着违反纪律的同学大喊大叫，被老师开除了。后来同学们投票选组长，她又落选了。她在学校没有朋友，跟妈妈说她长得像两个人。“一个人不想和别人交往，一个人想出去。”

女儿放学后整天玩手机，熬夜，晚起。陈艳带她女儿去了夏令营。她训练时状态很好，回家后却“躺平了”。无奈之下，她给孩子报了丑小鸭中学的夏令营。

今年夏天，近50名学生报名参加了这所学校的夏令营。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休学在家一年，一些人患有抑郁症，手腕上的伤疤还没有完全愈合，还有一些人刚刚从他们所谓的“精神病院”出来，看起来很沮丧。

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还有近60名有网瘾、厌学、自杀倾向等问题的学生。该校表示，自2010年成立以来，已经接收了2000多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是被父母“骗”来昆明旅游、探亲的。当他们下了飞机，他们被送到这里。

「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我该怎么办？

送孩子来之前，大部分家长都不知道这个学校，也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在这里改变。一位家长说，她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络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太大，不敢和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高”。“当时我很悲观，觉得至少把孩子送过来后，他可以点一下就起床睡觉了。”

在创办这所学校之前，詹大年已有20多年的校长经验。1987年，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当校长，把学校发展成九年一贯制学校。当时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千方百计招收优秀生，劝阻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詹大年并不认同这种“择优录取”的做法，但如果不让差生走，老师的成绩上不去，他又觉得左右为难。2000年，他离开学校，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郊区创办了一所九年制私塾，坚持了7年。他发现，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不愿意和差生玩，老师大多不喜欢调皮的学生。也有家长要求学生按成绩分班。

当时詹大年有个想法，能不能办一个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詹大年在云南安宁合作创办了一所学校。他说，学校创办没多久，几个合伙人就有了不同的想法。还有人主张军训，不设文化课。他以为是通过体力消耗来“控制学生”，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镇的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的校址，创办了丑小鸭中学。学校的名字叫王业举，是昆明CPPCC的副董事长。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丑小鸭’是白天鹅的一个品种。当它长大后，它会飞向蓝天。”

为了招生，詹大年到处打广告，招生广告上写着，“帮助所有沉迷网络、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到聪明可爱的自己。”最终学校只招了8个学生，其中7个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他被父亲戴上手铐，带进了汽车。中途，他从车里跑了出来，摔了一地的土，又被抓上了公交车。后来，公交车停在了这所“破烂”的学校门口。学校长满了杂草，铁门还装着，尘土飞扬。三年后，他离开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人。

后来詹大年再也不愁招生了，最高的时候有100多名学生。詹大年发现，近年来“问题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人们对“问题学生”更加关注和困惑。

7月24日，詹大年在昆明参加了一个教育研讨会。400多名教师出席了会议。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老师从乌鲁木齐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有的老师从郑州坐了高铁。他们来的时候，老家下着大雨，家里的水深达1m。

老师们都提到了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乌鲁木齐的老师说，自己办了一所民办中学，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贫困生，但新招聘的老师大多刚大学毕业，“被爱的经历多于爱别人的经历”。他不知道如何教会他们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

另一位老师说，她在农村建立了一个护理中心。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被忽视，有的逃学离家出走。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儿童。

与会的很多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学生’？我该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中，也不缺人大附中”

詹大年就这个问题做了个人探索。

詹大年说，一开始他以为是“孩子有问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有问题，自己没有力量解决，得不到有效的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一个上海女孩说，她讨厌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投靠弟弟。她患有抑郁症，割腕，不敢上学。为了发泄，她将小区一只流浪猫刺死。后来她被父母送到封闭的医院治疗，父母“一生病就把你绑起来”。她待了一个多月，被父母送到这里。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名“问题儿童”，发现74名儿童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只和父母见过几年面，有的孩子和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已经失去了家庭功能。“这些孩子从小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他们只想快点长大，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还发现，有一类孩子的父母缺乏个性。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成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有一次一个官员的父亲告诉他，他可以指挥几千人的军队，但是他指挥不了他的孩子。告诉他爸爸，问题出在“指挥”二字上。“不要以为父母是在培养人，父母有责任。”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她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但这个女孩叫她的父母“带狗的婊子”，并自残。他觉得女孩的心理问题很严重，就问家长孩子怎么了。家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学好”。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学生多为城市孩子。詹大年发现，很多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们在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的博士，陈艳的女儿陈阳觉得，如果考不上浙大，也不能说没事。爸爸在杭州一所高校教书。她记得小时候她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个学校就要挨打。在家里，她经常锁门，不锁门让她没有安全感，因为她妈妈“每隔几分钟就看她一眼”，看她是否在学习。有一次看到她画画，我妈哭着骂。

成绩的下降让陈阳感到焦虑。“我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成绩下降后觉得没人能和她说话。

虽然知道妈妈王爱乐很努力，但李康因为成绩下滑，很讨厌妈妈叫他“不争气的东西”。他觉得自己的老师势利，跟地位高、有钱的家长窃窃私语，骂自己的父母没有面子，导致父母回家就拿他出气，说“再叫他们，老师就打你”“考不好就不养你”。

李康说，那时候，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你读书就是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母让他读书是为了以后找工作，挣钱养活父母。“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利益而纠结”。

一名学生说，在休学期间，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毕竟他们灌输的思想是，小学没考上好初中就完了，初中没考上好高中就完了。”

“一个好的家长会关注孩子的情绪，关注孩子的生活成长和心理需求，而不仅仅是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源于家庭，成为学校的学生。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学校教育评价受制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为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为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就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学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低龄化特征的“问题儿童”。他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重视分数有关。“原来我们的评价标准基本上就是分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被淡化，反而越来越严格。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秀生，排斥差生，还有一些老师强迫学生参加智商测试，并以此为由赶走差生。”

在这种背景下，李镇西主张向“问题儿童”倾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中，也不缺人大附中，但我们缺研究‘问题儿童’的学校。”

教育只有在你抚养孩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10年来，詹大年在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儿童”做了很多尝试。

学校创办的时候，詹大年招了14个老师，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但是不到一年，所有的老师都走了——这些老师看到吵闹的学生都很无奈，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就握手，怕学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老教师经常打骂“问题学生”，师生关系一度紧张。

后来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老师。招聘条件以“爱笑爱玩”为重点，培训内容从课堂技能变为如何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与学生建立良好关系。

詹大年认为，在传统教育制度的评价影响下，“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出现了裂痕。对于他们来说，提高分数不再是第一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系，回归生活常态。

一位老师说，学校平时不做题也不考试，只在期中和期末参加省统考。新老师上岗前，学校给培训，强调不能打学生，不能公开批评学生，不能用言语侮辱学生。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闹事，就让他们参加军训。

学校安排生活老师住在学生宿舍处理学生矛盾，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预案”:比如学生打架，先把他们拉开，安抚情绪；如果有学生自残，不要大惊小怪，陪在他身边，尽可能帮助他；如果老师处理问题时有情绪，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詹大年希望通过这些方法，让学生有安全感，留在学校。

学校刚成立的时候，学生们想尽办法逃跑。为了和学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和手机号印在学生的作业本和墙画上，告诉他们，在成长之前，无论在哪里，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帮忙。

2014年，他带学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灾区，做他们的“司机”，让他们自学心理学知识，给灾区的孩子做心理辅导，带他们走遍全国。在旅行中，没有一个学生逃脱。

“信任需要时间。当孩子认同你的想法，看到你在为他服务，为他做贡献，相信他，他就觉得我有希望了，我也要改正错误。”詹大年经常对老师说:“关系好就是教育好。教育只有在你抚养孩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但是老师们真正认同这些想法是需要时间的。28岁的项是该校的一名老兵。他刚来学校的时候才18岁，血气方刚。面对不守规矩的学生，他用暴力制服了他们。如果一些学生不想留在学校，他们会反击他。

2014年，一个来自云南保山的学生来到他的班上。这个学生总是抽烟，在学校捣乱。有一次，他在厕所抽烟，被郭跃发现，他让他交出打火机和香烟，但学生拒绝了。郭跃非常生气，让他躺在操场上，并用皮带抽打他作为惩罚。刚打完架，学校里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冲了上来，把向打在地上，直到其他老师赶来。

后来，男孩们与郭跃单挑，两次被郭跃击倒。但是这个男孩仍然捣乱，他向郭跃和学校申请将这个男孩转到其他班级，但是没有成功。有一天，项决定“放下身段”和这个男孩谈谈。他问男孩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相处过。男生说，你太严厉了，不爱笑。你总是板着脸。

在此之后，开始反思自己。“(通过打骂)，学生当面怕你，心里却抗拒你。”他改变方法，讲笑话逗他们开心，弄断他们的手腕，剪他们的指甲，甚至给他们洗澡。湘粤发现，这些小小的动作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学生们渐渐喜欢粘着他，叫他“翔哥”、“大象老师”。他认为，当学生需要帮助时，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出现，“提供帮助和安慰。”

强制拉入集体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群体，新生到校后，学校会安排老同学和新生聊天，安抚他们的情绪，带他们去吃饭，收拾屋子。学校经常举行集体活动，如游泳和徒步旅行。

记者观察到，有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刚来的时候不想留在学校。她抓着父亲的裙子，用手推着母亲，哭着问父母为什么要骗她。

两名老师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按在椅子上，让她冷静下来。但松开手后，女孩还是哭了。后来老师安排了两个“帅哥”和她聊天。几个小时后，女孩的情绪平静下来。老师解释说，他们安排男生去，是因为大多数女生很在意自己在男生面前的形象。有时候学校会根据省份找同省的同学安抚新生。

李康向记者提到了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变化:刚到学校的时候，总想逃跑，出不去的时候，就想到了“找个机会再出去”，然后就被“强行塞进了集体”。有一次学校组织郊游，他被强行拖走，看着大家嬉笑打闹，他也被感染了，以为“有个笑话就好了”。

一个学生说学校组织游泳，他不想下水。生活老师说，5分钟之内，如果他不下水，他的同学就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拖下水。他选择顺从地脱下衣服。李康把那个过程描述为“暴力地打碎了中庭的一扇门”。这个过程重复多次后，他觉得自己和集体有了归属感，“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一样”。

当环境变得宽松，人际关系趋于缓和，变化悄然发生:以前李康觉得大家都是围绕着利益转的，但他渐渐发现有些事情不是利益可以解释的。例如，在学校，一些老师会自费给学生买水果和零食。比如，为了送他上学，我妈到处向人借钱，但她本可以选择更省钱的方式——放弃他。今年8月，李康离开了丑小鸭中学。李康的妈妈发现他愿意和家人沟通，而不是看不起你。

一个毕业七年的学生，觉得这个学校至少可以容纳自己。在学校的三年里，他跑了几次。有一次他跑回家，离家出走半年，不吃不喝，找詹大年帮忙，回到丑小鸭中学，直到初中毕业。他的一些朋友后来被判刑，一些在斗殴中被杀，还有一些在缅甸北部边境失踪，下落不明。后来，他就读于一所普通高中，并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他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

然而，这所学校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变了。有的同学来了不到一周，待不下去了，就走了。也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回家后，依然沉迷于玩手机。

也有学生在校期间让老师“无能为力”。学校曾经有一个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不乱扔衣服。同宿舍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气熏天。老师给她梳头，她会把头发弄乱，盯着她洗衣服。她把洗衣粉扔得到处都是。老师找家长谈话，发现家长衣着光鲜，谈吐得体，找不到她行为的源头。后来老师们就学生情况向詹大年求助，詹大年也找不到原因。

詹大年曾说，就学生回归正常生活而言，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儿童的改造成功率是100%。李镇西认为，“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的标准是模糊的，甚至是主观的。他建议詹大年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表达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特别是要有尽可能准确的跟踪数据(学生离校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必须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

毛卫东曾经在重点中学和职业中学任教，做过几年记者，去过几次丑小鸭中学。他认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环境。“其他学校甚至家里的学生都不接受。老师可能会体罚，不会的话会鄙视，但在这里不算异类。”

但他也观察到，学校在某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根据孩子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咨询和开设相关课程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

目前，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教师、生活教师和心理教师。全校只有一个心理学老师。文化老师分为文科老师、理科老师、英语老师。詹大年解释说，这样设置后，老师的数量会减少，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学生在一起，更有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

但据记者观察，这里的老师流失率很高，尤其是文化课的老师，很多都是新老师。他们在学校一两年，在学校最长的不到五年。

一位文科老师说，她很矛盾，因为学生基础差，上课尽量把知识讲得简单，但又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一个学生说她很焦虑，她想学习，但是自习的时候同学很吵。“前一秒，老师上完自习室，下一秒，他们就吵起来了。”还有一个学生，怕离开这里后跟不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从家里带了厚厚一叠复习资料。

“你在原来的学校被剥夺了情感，在这里你的成绩也是。”李康说。许多学生离开这里后，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原来的学校。面对原有的教育体制，家长还是焦虑的。

今年5月，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王爱乐说，李康刚回来的时候，信心满满，觉得考上高普没问题，但是学了一个月就不去上学了，说看不懂。她给儿子买了网络课程，李康停了几天学。最后她连中考都不想考了。“我急得连成绩都没有，上不了中专。”她说服儿子去考，最后中考成绩没过一般高线。

王爱乐对孩子的未来很迷茫。“他不读书，真的没什么路可走。”最终，李康听从了母亲的安排，选择去郑州读技校，虽然他并不喜欢这条路。

Xi安的一位家长也担心，如果他的儿子回到学校后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该怎么办。她说，在她的家乡，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最近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了。有的家长堵在学校门口，要求学校开课，有的甚至报了其他补课的民办学校。父母每天滚动语音信息。“其实父母也无能为力。谁愿意这样逼自己的孩子？”

陈艳给孩子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国际学校，但她担心他们无法适应。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聊了几个小时。最后的问题总是转到孩子们离开丑小鸭中学后该做什么。面对家长的焦虑，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不要太在意成绩。“如果孩子喜欢什么，就让他去做。如果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放松就是最好的状态。”

在李镇西看来，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丑小鸭中学做得不错，但目前缺乏“科学体系”。“学校无论大小，还是应该有一套合理的现代管理的制度，可以保证学校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而不是‘人治’的俗套。作为一个必然要前进的学校，如果长期缺乏制度，必然会埋下一些隐患。”

近年来，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和学校屡屡被曝殴打学生。据媒体报道，2009年，广西南宁某训练营发生学员被体罚殴打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金华一所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投诉，教官要求他只穿内衣洗脚按摩。2020年底，一所戒网瘾学校被曝强迫学生喝烟灰水并殴打学生，导致学生骨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乱象得到纠正的背后，是家长“急着去医院”的困难。他提到，中国没有专门针对“问题儿童”的正规学校，家长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专门的感化院。发现孩子有网瘾、夜不归宿、打架等问题后，只能问哪里有矫正学校。

“这就给了一些不正规的社会培训机构一个发财的好机会。近年来，一些以拯救和矫正为名的训练营和学校相当繁荣。”熊丙奇提到，由于缺乏监管，体罚和虐待感化院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

他认为，不应该指望特殊学校解决“问题学生”，而应该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让孩子更好地成长，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成为孩子们心中的糖果。

熊丙奇认为，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学校都应该关注每一个孩子。如果不重构这种观念，10年后问题会变得更严重。”他强调，要扭转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倾向。“在这种模式下，必须培养候选人而不是人。老师不培养人怎么关注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

在昆教育研讨会上，李镇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为什么丑小鸭中学的这些“问题学生”会被原来的学校抛弃？

“我很惭愧，丑小鸭中学收留了我们放弃虐待的丑小鸭。”说到这个问题，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蒋长玲老师说，她也放弃过“问题儿童”，是她教的第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在单亲家庭长大，他的父亲经常打他。在学校，他不做作业，不偷东西，不打架。姜长龄发自内心地“期待他早点离开”。有一次，男孩偷了生产队的变压器，被父亲吊在房子的横梁上，然后离家出走。

后来蒋长岭才知道，这个男孩因为犯罪被判了10年，出狱后染上了毒品。多年后，想起这个学生，她后悔没有在更多的方面帮助他。

“我自己也曾经是一只丑小鸭。”蒋长岭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她说，为了养活三个女儿，父母非常辛苦，父亲总是喝酒发泄情绪，母亲经常打骂孩子。她年龄最大，挨打最多。

从小她就很少体会到父母的亲情，只记得生活的艰辛。八九岁的时候，她得了皮肤病。\”她的脖子、手和脸都被剥掉了。\”她不得不在地里干活，汗水流进了她的皮肤。\”她没有地方说话。\”

有一段时间，她想死，准备农药，把自己锁在家里，开始给家里写遗嘱。先是我父亲，然后是我母亲，当她写到我祖母的时候，她再也写不下去了。她记得奶奶过生日的时候给她煮鸡蛋烤红薯，留一碗浓稠的米粥给她喝，夏天晚上给她扇风，冬天给她暖脚，吃水果糖。

“我不认为我能死。我死了最难过的是我奶奶。”蒋长玲放弃了自杀。她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奶奶一直陪她到19岁，她是她心里“最后一颗糖”。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老师，“人活在关系中，不好的关系危及生命。”

后来，她遇到了很多问题孩子。其中一个交流障碍的同学得知他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姜长龄也跟着看。有一次，一个学生在食堂发脾气。她先拥抱他，给他面包和牛奶，告诉他想说话的时候来找她。

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当地很好的高中，但是学了两个星期就不想学了。他的父母让蒋长岭去劝劝他。经过了解，蒋长玲得知他想休学是因为在新学校没有朋友，也没有信得过的老师，她帮这个学生转到了一个他所有朋友的学校。

蒋长玲说，面对这些问题孩子，她能做的就是温柔地对待他们，“做他们心中的糖果。”

“教育首先培养人，其次才是人才。”李镇西认为，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需要强调这一点。他以陶行知的名言“鞭下有瓦”为例。“这孩子不是瓦特之后就不应该挨鞭子吗？瓦特也许有前途，但如果他是个普通劳动者，能自食其力，那有前途吗？”

他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普通学生”的故事。那是他带的第一个学生，成绩一般，长相一般，表现一般，以至于当他站在一群学生中时，他“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集体”。

多年后，李镇西再次遇到这个学生，得知他后来高考失利，在技校学习驾驶，经历了分配、下岗、创业，最后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学生李镇西说，因为他开车，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黑社会组织的人，囚犯和后来被枪杀的贪官，“见过许多阴暗面”。

“我有这样复杂的经历，很容易堕落。但不沾染社会上的恶气，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越界，要像老师说的那样，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他对李镇西说。

后来，李镇西专门坐了他的车，他们一路上都在聊天。说起来他最惨的一次，学生被一个醉酒的乘客打了，导致眼角缝了7针。最开心的时刻是有乘客夸他车技好，态度好。当他坐过站后，他宁愿等半个小时，然后把车开回去。学生们也说:“李老师，我不是很有前途，但是乘客们都很喜欢我。”李镇西告诉他，“这是承诺。”很多家长接受不了这种承诺。

王爱乐认为自己受周围人评价的影响，把分数看得太重。“社会上评判人的标准是分数。比如亲朋好友聚会，都问孩子考了多少分。没人说孩子在家做家务。让我们赞美他们吧？”

儿子厌学后，李康的妈妈开始上“家长成长课”。以前儿子学习成绩下降，她会抱怨儿子不争气，说“如果不是你，我的生活会更好”。现在，她反思自己，向儿子发泄情绪是因为自己“内在动力不足”，需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陈艳也开始反思自己。她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农村长大，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为了学习牺牲人际交往。她觉得自己能行，女儿也行。为了不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她让孩子在四年级学习新概念英语，并给孩子报了舞蹈、绘画等各种兴趣班。

她反思自己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我生活在自己的经历中，”陈艳说。她意识到“时代不同了。”她不能让女儿像以前一样牺牲人际关系去学习。

有时候，想到女儿将来可能“上一所普通的学校，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成为一个普通人”，陈艳又陷入焦虑。但是她告诉自己这是错误的。“当我们看待一个人时，我们似乎总是有一套很强的世俗标准。我们关注他有没有稳定的工作，而我们忽略了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关注他是不是善良、快乐、健全的人。”

\”必须承认，教育不是万能的，有时甚至是无能的.\”詹大年说，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第一信条就是“保护生命”，“让他们过得好，过得开心。以后会有办法的。也许是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有一天能得到一种帮助。相信种子和岁月。”

他说，教育意味着给生活一种方式，一种随时可以玩的方式。(记者尹海月)

(文中王爱乐、陈阳、陈艳、李康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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