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群歌手的个人资料-红星生产社：曾捧红许巍、郑钧的音乐乌托邦是中国音乐的半壁江山
文/队长
黄家驹去世的那天，恰逢陈健添与beyond的最后一份经纪合同到期。
当时两人关系已经僵了，但陈健添接到消息后，约了一些在港的黄家驹朋友一起赴日。我没见过他。第二天回去的路上，他得知黄家驹已经离开了。
陈健添(左二)和超越
“如果那天我没去，阿忠、和他的前女友就能见最后一面了。感觉家驹在等你来。结果，没有办法，人家不会看。”
这些年来，陈健添总觉得，正是因为他和beyond的矛盾，和beyond的日本公司的矛盾，那些和他一起去的人，才没有见黄家驹最后一面。
“beyond于1988年10月14日抵达北京，并将于15日和16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会。这也是beyond首次来到大陆举办专场演唱会。」
与陈健添beyond的缘分始于1985年，beyond的几个人是雄心勃勃的青少年，他们为自己工作，举办自己的演唱会，并无偿偿还了6000元。
他们跑遍了香港的唱片公司，没有人看他们的眼睛，直到有一天陈健添来找我。
玩长城
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困难，后来出名了。在1991年红磡“生命接触”演唱会上，黄家驹也感谢了一直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赴日发展的陈健添。后来感情破裂，甚至闹上了法庭。
世事难料，唯有叹息。
在叶世荣天安门广场前合影。
就像当初的红星会一样，陈健添也没想到红星会成为华语乐坛的传奇品牌。去发现这些人，影响一代人，他也没想到，这样的传奇只存在了十年。
陈健添
“我认为那些都是天意。似乎有天意在说，leslie，你和beyond的关系其实早晚会结束，家驹可能会离开我们。你现在的责任是去北京，那里有一群人在等你。
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打算做经纪人，没有打算签beyond，也没有打算开红星产社。好像有一条路。当你到达那个地方时，你会突然到处去。\”
1992年底，北京，陈健添在北京刘放饭店租了两个房间，一个挨着大饭店的小旅馆，红星生产社成立了。
陈健添是香港人。自1979年以来，他一直在香港的娱乐和唱片行业。
毫无疑问，那是香港娱乐圈的全盛时期，但在香港回归前五年的1992年，他打下了金色的造星土壤，不远万里来到了当时还冷清的北京娱乐圈。
与王菲beyond合影。
如果找到原因，可能还是在这之前，他已经发掘了王菲和黑豹乐队，并与他们签约。虽然后来他们没能继续合作，但这样的事情让陈健添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人才有待开发。
《刘放饭店》两个房间里的第一位艺术家是郑钧
郑钧，1994年在红星制作社发行首张专辑《裸》。
郑当时正准备出国留学。从乐队的经纪人郭那里得知郑钧的消息后，立刻签下了郑钧。郑钧也被对音乐才华的真诚所吸引。
所以郑军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把它带到了刘放宾馆。他和另外两个红星的工作人员合住一个房间，抽烟，弹钢琴，谈论音乐，录制专辑。
年轻的郑钧
而且，尽管工作条件差，生活环境差，但他们在音乐的制作上毫不含糊。
为了郑钧的第一张专辑，红星邀请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人和制作人。全体员工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制作。
年轻的郑钧
然后就开始发片子做宣传。后来的太合麦田ceo詹华是当时刚进入唱片业的小白，红星是他加入的第一家公司。
他负责《裸》的宣传工作:“这种模式，包括去各个地方宣传，现在叫公告。以前没有公司做过那种模式，我们是第一个宣布的。”
优秀的音乐，精致的制作，再加上郑钧偶像般的长相，郑钧的《裸》打出了非常强势的红星第一枪。
正版专辑发行量超过50万张，而盗版至少150万张，是当年个人专辑发行量最高的歌手。
年轻的郑钧
郑钧开门红，红星名利双收。陈健添乘胜追击，一口气签下了田震、小珂、好姑娘、眼镜蛇、天堂乐队、希莉娜依·马利克等人。
我也从刘放饭店搬到了北京西部的马场，那是一座山上的小别墅。房前屋后种着向日葵，抬头就能看到马。
红星生产社就像一个音乐乌托邦，有一群不计后果、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理想，也有陈健添的野心。
但这种快速的势头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
第一击来自郑军，给红星带来了第一缕曙光。如日中天的郑钧从香港Polygold Records手中接过橄榄枝，很快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依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但当初郑钧和红星签了两张专辑的合同，于是红星和郑钧又对簿公堂。
“郑钧的第三张专辑《怒放》，也是宝丽金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
反正郑钧是出红星了。但是红星的名号打出来了，有音乐梦想却苦于无处可去的年轻人纷纷来红星自荐。
喜欢长发的许巍。
当徐刚走近红星的大门时，他已经喜欢上了，不是因为门口巨大的向日葵，而是因为大门里有他最喜欢的涅槃乐队的歌曲。
当他走进房子的时候，他更加高兴了。这就是他想象中做音乐的公司——几张桌子，中间没有阻隔。他们在做自己的事，抬头就能看到对方。
田震
当时去自荐的许巍，唱了两首歌，一首青鸟，一首两天，一首别哭的宝贝。《别哭宝贝》后来改名为《坚持》，由田震演唱，收录在拼盘专辑《红星一号》中，风靡全国。
许巍的另外两首歌也被收录进红星的第一张专辑《红星一号》，反响相当不错，于是陈健添签下了许巍。
徐伟
1996年是红星的鼎盛时期，前后出了8张唱片，是内地最活跃的唱片公司。
那时候很多人渴望表达，很多人渴望倾听，但传播的渠道却相当匮乏，唱片公司成了他们唯一能实现愿望的地方。红星的存在就像一座灯塔。
年轻的许巍
但也只是在那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唱片行业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唱片将会消亡，无论是香港、台湾省还是刚刚崛起的北京。
红星系列终于在6号出了，徐峥的专辑只出了两张专辑。
许巍也在2002年与红星分道扬镳。之后，红星又持续了两年。
直到2004年，太和麦田收购红星制作社，中国音乐史上最传奇的音乐厂牌之一宣告终结。
然而只有短短的十年，这是陈健添喊出“我要做mainland China原创流行音乐最好的品牌”时没有想到的。
就像他没有预料到自己后来和beyond的关系一样，他也没有预料到互联网的数字时代会彻底取代唱片业。
超出
“我在澳大利亚，一般不会跟人说我是beyond的经纪人。我会跟人说我在内地当过红星。红星也有不好的回忆，但总的来说，我为曾经是红星而骄傲。”
他应该感到骄傲，不仅仅是因为他发现了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人，出了很多传世的经典金曲，更是因为正是红星自由热情的土壤，为华语乐坛培养了很多原创音乐从业者，包括高、张亚东、小可等一大批优秀的制作人。
正如詹华所说，“红星其实更支持整个原创行业的这类从业者。我们都说红星是黄埔军校(大陆流行音乐)。”
将近二十五年过去了，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人，要么消失在人海中，要么成为了行业内的顶尖人物，而从这里走出来的作品，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瑰宝。
\” 2014年，太和麦田发布《红星20号——红星音乐20年翻唱致敬专场》. \”
25年过去了，仍然有很多人不停歇地说起当初的那些人和事，说起山里的小屋，说起家门口的向日葵。这只是一个品牌的记忆吗？
不，是因为他们失踪了几年。在那个年代，一些年轻人必须攒好几天的饭钱才能买一盘磁带。
1988年北京演唱会，黄家驹彩排。
于是他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一首又一首。那是他们的记忆和童年。后来长大了，不用再攒钱了，却没有迫切想听的歌。
多年以后，陈健添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去日本访问黄家驹的那一天。那天，他没有见到黄家驹。那天晚上，阿中的鼾声很大。那天日本天很黑，开始下雨。
岁月匆匆，逝者如斯，而生命创造了谁，又衰落了谁，那时候谁也不知道。
但是你也不需要担心，那些努力的人，那些充满激情的人，那些有梦想并为之奋斗的人，即使他们的身体和形态有所下降，但他们的精神会永存，比如黄家驹和红星。
总有人继承他们的意志，唱他们的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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