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陈佳本人资料 陈佳祭拜邓丽君墓地

歌手陈佳本人资料 陈佳祭拜邓丽君墓地

邓丽君

文：陈佳

一

现在想来，幼年时，我对大海的概念，最初就来自于一个人——邓丽君。

而且，那时幼小的我，不仅仅“大海”，太多东西的第一感知都来自邓丽君。因为打我记事起，家里就经常回荡着她悦耳的歌声。我听着她的歌玩儿玩具、看大人们屋里屋外忙碌，她的歌声伴着我入睡、又醒来。于是，我理解的“唱歌”，就是要像邓丽君这样“歌唱”；我理解的“美丽”，就是邓丽君那样的笑脸。于是，我理解的“大海”，就是我和邓丽君的距离。因为大陆和台湾之间隔着海，那地球仪上的一抹蓝色，让这个每日弥漫在我空气里的声音从一开始就这么近，又那么远。

然而要说我所理解的“邓丽君”，实在一言难尽。世人喜欢称她“甜歌皇后”，这种层次单薄的定义我从来不敢苟同，她的歌与人，根本不是一个维度能够概括；而“靡靡之音”，我更是从小就没听说过，因为家里人都真心喜欢她，任何一个负面词汇也不会用在她身上；甚至“一代歌后”这名头也不在我的记忆中，这种“过去式”意味极浓的词很不贴切，因为她在我的童年时代还活得好好的；或许只有“天皇巨星”这个评价，我是与大家同步的，因为童年的我希望自己的偶像统治了全宇宙。

于是有一天，在聆听的同时，我突然迸发了歌唱的欲望，第一次歌唱，就是《小城故事》，那一年，我还是学龄前儿童。也就从那一刻起，邓丽君的人和歌在我的生命里一会儿是主旋一会儿是底色，但无论怎样，再没离开过。

陈佳收藏的邓丽君专辑

过去家里听的磁带，都是爸爸去奶奶家从黑胶唱片上翻录下来的，只有手写的歌名，没有封面。八十年代后，渐渐开放的中国大陆，终于有邓丽君的磁带出售。唱《小城故事》这天，我就捧着人生第一盘有封面的正版磁带，爱惜地盯着上面的邓丽君，又翻过来看密密麻麻、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歌词，觉得这比我任何一件玩具都要珍贵一万倍。从此我一有机会，就跑到商场看有没有新的邓丽君歌带出现。如果有，就疯跑回家找大人要钱。这种“疯跑”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是我今天站在舞台上唱起她时，眼前还可以重现的画面。

从五六岁开始，我每天熟练地摆弄着家里的音响，捧着歌词边听边唱。对邓丽君的痴迷，让我自己也想成为一名歌星，而且一定是唱歌像邓丽君一样好听的歌星，所以她的歌我一定都要会唱，一定要和她唱的一模一样。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没有任何人强迫。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这个要求的标准始终苛刻如一——只要是我能找到的邓丽君的歌，哪怕她只在现场演唱会唱过一次，我也要学会，更不管是粤语、日语、英语还是闽南语；只要邓丽君没有换气的地方，我一定不能换气，练了100遍都没有成功，我就练101遍；只要是邓丽君跳过的舞蹈，我就要跟着录像带学会，每一个转身，每一个手势。

与当今很多早早把孩子送上舞台的家长不同，我的家庭非常传统和本分。在父母看来，首先，唱歌就是不务正业，我的正业是学习和练琴；其次，唱歌怎么可能当饭吃？歌星怎么可能想当就当？就从我小时候始终没有展露出“天才”歌喉这件事来看，唱歌就更显得象是追星癫狂的附属癔症。

渐渐地，我把刻苦练歌和当歌星的志向变成了自己隐秘的理想，这个秘密我只和磁带上的这个人分享。做作业时，我拉开自己书桌下唯一的一个小抽屉，里面没有别的，全是一盘盘封面朝上的磁带。我对着它们许愿或者立志，对着它们哭泣或者诉说……

一个八零后喜欢邓丽君，基本在同学当中也不会有什么共鸣，大家都觉得我“落伍”，居然和父母那一代喜欢同一个人。但我从来不在意，更无所谓当一个“孤独”的小孩，因为在我和邓丽君歌声相处的每一天，心里都是满满的。

上小学时的某一天，突然有同学跟我说：“陈佳，我告诉你吧，邓丽君现在在法国！她不住台湾！”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心，因为我知道北京到法国中间不再有大海，那么走着去一定可以走到！只要按着地图走，到了以后再打听，这么有名的人，肯定能找到。

既然没有了大海的问题，就应该只剩下钱的问题，我必须开始攒钱！我把很久才可能得到一次的冰棍钱一毛一毛的攒下来，终于攒够了一块钱，找大人换了一张新票，整齐地叠好放在抽屉里，那是我的路费。后来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听说我可能要去法国，就跟我说她爷爷帮她存的压岁钱都有七八百了，我什么时候走，她就取出来送给我。我当时感动极了，而且觉得七八百肯定够了。于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我一有空就排练和邓丽君的见面场景：她肯定很忙，没时间听我多说，我怎么才能让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要不就唱一首她的歌，让她听听像不像？唱什么歌呢……

生活中的邓丽君

每一次排演的见面场景，都以我自己先哭得满脸泪水收场，以至于最终也没想好要给她唱什么。

1995年5月12日，课间操。我前面的同学突然回头跟我说：“陈佳，你是不是喜欢邓丽君？她死了。”

也许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耳鸣，那就是你也说不清楚你是听到了刺耳的声音还是听到了世界的无声。我的震惊也许并不是说“邓丽君”“死了”，而是“邓丽君”居然也会“死”。她陪我玩玩具，陪我做作业，让我知道了香港讲粤语，知道了大陆和台湾隔着海，让我爱上了唱歌，让我喜欢学外语，让我产生了一种叫做梦想的东西，让我习惯于把心里话悄悄对她说，让我愿意跟着磁带练歌远远超过刻苦练琴，让我甚至开始排练一场相见。但是她居然不在了……

回到家就看到妈妈给我带回来的报纸上的新闻，一切都是真的，她是5月8日去世的。接下来的日子，我持续不断的眼泪或许已经足够祭奠人生中这一记悲伤的成长。

几天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邓小姐，您放心，我一定唱您没唱完的歌，走您没走完的路。”我也从那时起固执地认为：邓丽君一定去了天上，所以，原来我说话她也许听不见，现在肯定全都能听见，全都能看见，她一定懂得我的心，也一定会保佑我。

20多年过去，日记本上的那句话，终于在我把它遗忘了很久之后又成为了我现在的人生道路。而那个“固执地认为”也成为了我的习惯性信仰，延续至今。

二

1998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年。拿着“因公护照”，作为“来自长城的小歌手”，跟随合唱团，我终于飞越了童年抚摸过的地球仪上的那一片海，降落在了那个魂牵梦系了十几年的宝岛之上。

虽然台湾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大街小巷全放邓丽君的歌，但我脚下的那片土地给了我一种像歌声一样的温暖，那种人情味道之浓，就像台湾夏季的阳光一样炙热。

1998年，陈佳在邓丽君墓园——筠园

那时，邓丽君已经在台北市以北的金宝山躺了三年。这三年，我没有一刻不在想象着“筠园”（邓丽君墓园）的样子。在台湾的最后两天，我们被分到台湾人家里去住。台湾妈妈问我：“明天有想去哪里玩吗？要Shopping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想去看邓丽君。”台湾妈妈说：“我就滋（知）道啦，大陆过来的人一定会想去那边看看，不过你这么小怎么也会想去嘞。”

筠园离台北市很远，还要上山，长长的路程无疑增加了强烈的仪式感。最后两天，我都是跑到那里一呆一个下午。站在墓碑前，我百感交集。我与邓丽君，北京与金宝山，大陆与台湾，这些听起来曾经遥远到天际的距离，此刻真实的近在咫尺。我并没有痛哭，也没有滔滔不绝地诉说，我发现大海在那些年隔断的，仅仅是我徒步不能到达的土地，却隔不断我的思绪和情感。伫立时，我仅听到自己的呼吸，而我相信邓丽君可能听到了一切。

临走，我对她说，我一定要每年都来看您。而这句话说出来就知道是骗人的，隔了政治的“大海”，要比单纯的大海遥远得多。因此我终于哭了一路，直到回到台北。

这一别，便是15年。

三

到中学时，邓丽君的那几百首我认为很有学习价值的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我依然还会不断地揣摩她的一呼一吸。除了歌声还有舞步，我时常设想着自己在演唱会上的每一个环节……

但我对于歌唱的梦想终于随着大学的开始而偃旗息鼓，因为一个金融系毕业的学生是没可能站在歌唱舞台的。

我一边学着自己毫无兴趣却符合就业潮流的专业，一边慢慢让自己接受现实，忘掉歌唱忘掉邓丽君忘掉童年的一切。我收起了所有邓丽君的磁带和CD，持续几年不再听任何一首歌。这个过程艰难而痛苦。

毕业后留学，留学后归国，我正式开始了金融行业的工作。为了避免触碰到我敏感而脆弱的那部分神经，我甚至和同事直言我唱歌跑调，从而躲过很多去卡拉OK的邀约。我的人生，已经彻底与音乐无关。

虽然这是一个选秀横行的年代，青睐“有梦想”的草根，但我从没想过要去参加。这么多年过去，曾经的梦想已经和青春年少一起尘封了，对邓丽君感情之复杂也早已让我无法与他人分享，我既不想展示也不想证明，我衹想让它属于我自己。

当白领的日子里，只有独处的时候，我才会唱起那些老歌，但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消遣。纵然世事变迁，大陆人甚至可以去台湾自由行，我都没有想过再去筠园，因为它会勾起我浓烈的回忆，让梦想被废弃后的惨淡感在我的血管里久久蔓延……

演唱会上的邓丽君

但命运有时就是那么的峰回路转。

2013年，我第二次飞越了那片海，来到了筠园，距离上一次已经整整十五年，来自“长城的小歌手”这一次的身份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歌手”。我站在墓碑前，感叹得有些语无伦次：“邓小姐，我这次来是参加台北小巨蛋的演出，我唱您的歌。都15年了，上回来是1998年。您的三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长富先生）在网上偶然听到我的歌声，鼓励我出来唱歌。我都已经上班了，也想了好久……嗨，其实我不说您也早就知道了，您都能看见，都一直保佑着我……后来家里人都觉得这真是我和您的缘分……”

缘分，一个美好的词。当我面临人生道路抉择的时候，我又从稳定的行业和缥缈的缘分中选择了缘分。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很多人惋惜我浪费了文凭。但我更眷恋那个儿时的音乐世界，那个世界里的自己更加纯粹，那个世界里的人们也更有情。

作为邓丽君最成功的模仿者，陈佳有着与邓丽君神似的气质。

这几年，我每一次登台心中都充满着感恩，感恩邓丽君的存在，感恩我从小不务正业的追求终于派上了用场，感恩命运最后还是把我带回了歌唱舞台。我所呈现的应该已经不是邓丽君的某种声音某首歌，而是太多年我心中对她的理解以及在她影响下我自己构建的一个特殊世界。

在国内，我每唱到一座城，尤其那些不仅仅是“陌生”而是初闻其名的小城，观众都无一例外的可以和我合唱一首又一首邓丽君经久不衰的歌，从不会冷场。今年五月，我第一次到北美三个城市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台下的观众都可以跟我互动，甚至一些已经叫我姐姐的年轻人，也能拿起麦克风来上几句。在日本，我的演唱结束后，竟然会有香港观众上来用粤语向我问好，让我一时间忘记了自己到底在哪里。邓丽君的音乐神奇地淡化了人与人之间天然的隔阂。

这些情景总让我不由得在心里默念：邓小姐，您看到了吗？您都离开22年了，我们都没忘了您，无论是大陆、台湾、日本甚至美国，无论这些陆地之间隔了大海还是大洋，天南海北的华人都还在唱着您的歌。

最近的演唱会后，我也收到一些动人的留言：“陈佳小姐，我四岁的女儿已经可以完整唱《甜蜜蜜》，昨天演唱会她听得很认真，一直等到最后要跟您合影，还说，妈妈我满足了，阿姨什么时候再来，我要把最喜欢的东西送给她。”

我于是也在思考，邓丽君给华人留下的到底是什么，那绝对不是所谓的“甜歌”，那是华人心中对质朴和真情最久的眷恋，不会随着网络时代的爆炸而褪色，不会因为流行飙高音而被遗忘，甚至相反，令人更加怀念过去那种有歌轻轻唱，有情慢慢说的朴素年代。

邓丽君，一个人用仅有的一生给这个世界、给华人这个庞大群体奉献了最纯美的歌声，让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人们，被这娓娓道来的歌声从上个世纪起便紧紧维系着。我是幸运的，能够用自己的声音延续这个生命留下的音乐财富，行走在有华人的每一个角落。

作者简介

陈佳，出生于北京。自幼随中央音乐学院吴元教授学习钢琴，曾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小学毕业时通过钢琴考级最高级。11岁考入由中国著名指挥大师杨鸿年教授创办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在团十年间曾多次出访意大利、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港澳台地区。大学本科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系，后赴德国留学，取得汉堡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归国后曾从事金融证券行业。2012年，陈佳的一段演唱视频流传于网络，她酷似邓丽君的声线和动人演唱被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先生（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发现并认可，他到北京与陈佳见面并鼓励她加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从事歌唱事业。2013年起，陈佳正式放弃金融行业工作，成为职业歌手活跃在舞台。几年来，陈佳的演唱足迹遍布国内数十个城市以及港台、新加坡、日本和北美地区，她极高的演唱水平和感人至深的演绎令观众感动、惊叹。

（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