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歌手个人资料 歌星陈明是陈掖贤的女儿吗

陈明歌手个人资料 歌星陈明是陈掖贤的女儿吗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在四川一家影院里，有位年过半百的妇女，被电影里的赵一曼感动得涕泪滂沱，瞬间勾起了她对失散多年的妹妹的回忆。这位妇女名叫李坤杰，在她眼里，妹妹李坤泰和电影里的女英雄一样勇敢。

同样，在北京一家影院里，一个名叫陈达邦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儿子陈掖贤，也被剧中的女英雄形象所深深感动。父亲动情地对儿子说：“要是没有这些伟大的英雄，我们要么死光，要么当亡国奴。你的母亲，估计也是这么死的，可惜没有她的音讯。”

他们谁也没有多想，更绝对不会料到：电影中的这个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妻子和母亲。

这部影片开拍前，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和指导，亲自挑选审定由著名电影演员石连星出任主演，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历时九个月拍摄成功。那么，电影《赵一曼》是因何而拍的呢？

提出建议的人，是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冯仲云。作为东北抗联将领的他，虽对赵一曼知之甚少，仅见过一面，但她慨然赴死、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却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里。编剧于敏根据当时少有的线索和素材，在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电影剧本。

那时的赵一曼，还有很多的谜团待解，人们也迫切地想知道赵一曼的籍贯、身世和早年经历等，可是没有人能够完整地说清楚。

电影《赵一曼》

看完《赵一曼》过后的李坤杰，更加思念着杳无音讯的妹妹李坤泰。妹妹曾于1924年8月6日登报，宣布脱离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从此踏上革命的道路。姐妹二人开始还有通信往来，1930年后彻底失去联系。

李坤杰跑了很多部门，问了很多人，一直没有妹妹的消息。她曾坚信地说道“我就不相信这人出去就人间蒸发了。活着，她应该回来，死了，也要找到。”李坤杰无论如何也要一个结果。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52年。李坤杰因工作变动，从泸州回到家乡宜宾。不久，就有人找上了门，此人叫郑双璧，是李坤泰在宜宾女中时的好友。郑双璧拿出一张照片，说：“二姐，这是淑宁在上海时托我妹妹琇石带给你的照片，这些年四处动荡，一直无法与你联系，现在将它交给你。”淑宁就是李坤泰后来的名字。

李坤杰端详着照片，眼眶湿润了，这就是她日思夜想20多年未见的妹妹呀，照片中的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李坤杰失声痛哭起来。

赵一曼和宁儿

平静过后，李坤杰这才想起问及妹妹的下落，可郑双璧也不知情。李坤杰提笔给郑双璧远在陕西宝鸡工作的妹妹郑琇石写了封信。从郑琇石的回信中终于得知：她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和李坤泰共事过一段时间，李坤泰有个半岁多的孩子，后来孩子被送到其父陈达邦的大哥家里寄养。1931年后，郑琇石和李坤泰也失去了联系。

李坤杰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来信，一遍又一遍地抹着眼泪。信中还透露出一条重要的信息：淑宁在上海时曾用名李一超，她当时经常向郑琇石提起周恩来的名字，他们之间似乎比较熟悉。

李坤杰不会放过每一个机会。1953年5月2日，周恩来总理收到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信，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想了想，不知道这个李一超是谁。信被转到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那里，他们均表示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李坤杰跌入失望的谷底，可她的寻亲之路并没有因为艰辛曲折而停止。1954年元月份，李坤杰得知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要进京开会，便恳请他借开会之机，在众人中打听妹妹李坤泰的下落。

江子能在京开会期间，碰到了多年未见的宜宾老乡，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向他提起家乡的李坤杰寻找妹妹李坤泰的事。何成湘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任过组织部长。何成湘无心地说了一句：《赵一曼》的女主人公也姓李，也是四川人，群众都叫她“瘦李”，你说的这个李坤泰，如果有照片的话，我可以帮忙看看。

得到消息的李坤杰，连忙把郑双璧送来的妹妹怀抱孩子的照片，寄给在宗教事务局工作的何成湘。

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1954年 8月末的一天，李坤杰收到了何成湘从北京寄来的信：经鉴别认定，赵一曼就是李一超、李坤泰。希望你将赵一曼早年的情形再详细告诉我，以便介绍和宣传。

妹妹终于有下落了，李坤杰痛哭一场，虽然她已牺牲，但她就是那个被人们永记在心、反复传唱的女英雄赵一曼啊！至此，人们终于将那个在白山黑水间悲壮牺牲的抗日英雄赵一曼，和四川宜宾的李坤泰联系起来。

李坤杰一边忙着搜集整理妹妹早年的事迹，一边仍千方百计地打听外甥宁儿和妹夫陈达邦的下落。她曾在妹妹好友郑琇石的信里听说过这两个名字，可是郑琇石对其它情况一无所知。

在那个年代，仅凭一个名字去找人，简直是在大海里捞针。李坤杰的寻亲之路似乎再次陷入僵局。

李坤杰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改名李淑宁，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军校女学员。在这群女学员中，有三位值得一提：黄杰，成为徐向前元帅的夫人；张瑞华，成为聂荣臻元帅的夫人；曾宪植，成为叶剑英元帅的夫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安排李淑宁等40余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就读期间，李淑宁又改名李一超，并和同为黄埔六期学员的陈达邦结为连理，二人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温情的时光。

李一超怀孕了，不久又接到回国的任务。纵使有千百个不舍，祖国的召唤又岂容推辞？陈达邦默默地为李一超收拾好行李，并将一枚戒指和一块怀表送给她留念。车站送别时，两人难舍难分，李一超故作淡定地对丈夫说：“能见面当然好，不见面也好，达邦，要丢掉儿女情长。”说完，她便含泪扭头，奋不顾身地踏上归国的征程。

陈达邦和赵一曼（合成照）

回国后的李一超，先后在湖北、江西、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宜昌期间生下一子，取名“宁儿”，希望儿子健康安宁。

李一超为了更好地工作，决定按照和丈夫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将宁儿送到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家中抚养。就在她苦于无法联络之际，老乡李一泯介绍她与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相见，陈琮英后来成为任弼时的夫人，听了嫂嫂的一番衷肠后，热情开朗的她表示支持将孩子送养。

1930年4月，李一超、陈琮英二人带着宁儿来到武汉，把孩子留在五哥陈岳云家里。陈岳云开办有纸印公司，在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妻子又未生育，宁儿到那里会比较安全和放心。

临走前，李一超抱着宁儿来到照相馆，拍下了母子间唯一的一张合影，这也是后来确认她就是赵一曼的重要凭证。李一超写了一封信，连同照片寄给远在苏联的丈夫陈达邦，信中写道：“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

照片洗了三张，一张寄给陈达邦；一张交给郑琇石，托她找机会转交二姐李坤杰；一张留在身边，以作思念之用。

李一超辞别牙牙学语的儿子，听着他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两天后，她又回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赵一曼

“九一八”事变后，李一超与化名“老曹”的黄维新一起，装扮成夫妻，来到沦陷的东北大地，领导秘密的抗日斗争。

在此间，由她任政治部主任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作战勇猛，威震珠河。当时，人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叫她“女长官”，甚至流传她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子。李一超“干脆就让自己姓一回赵”，起名赵一曼。“哈东二赵”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一次战斗中手腕中枪，在农舍里隐蔽养伤时被敌人包围，再度负伤后昏迷被俘。赵一曼的左腿被威力巨大的七九式步枪击中，据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回忆：赵一曼穿着一件黑棉衣，裤管都被血灌满了，不断地往外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共有24块。

日军对她施以各种酷刑，扎竹签，坐老虎凳，拿木棍捅伤口，灌辣椒水和凉汽油，整个过程持续了九个月。但她宁死不屈，没有透露敌人想要的任何信息。日军档案里这样记载：“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赵一曼伤势严重，敌人为了获得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顽强的赵一曼教育感化了看守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董、韩二人帮助赵一曼一起成功“越狱”。

在准备奔赴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三人不幸被追赶来的日军捕获。董宪勋惨死狱中。韩勇义被判刑4个月后释放，后因酷刑造成的疾病复发，1949年2月去世，时年29岁。

敌人无法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决定将她处死。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黑龙江珠河县。在去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向看守要来纸笔，用被敌人拔掉指甲的双手写下两封绝笔信，道尽了这位伟大母亲对儿子无限的眷恋和不舍，那年她才31岁。

信中这样写道：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遗书誊抄件

且说赵一曼的真实身份被揭秘后，李坤杰的寻亲之路仍在继续。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多番打听，她终于找到了赵一曼的小姑子，即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

1955年元月，她给陈琮英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事情原委。陈琮英接信后，立即给李坤杰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陈掖贤的情况：陈达邦现在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陈掖贤二十四岁，已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在北京工学院工作。

陈琮英把来信内容告诉了哥哥陈达邦。

陈达邦和陈琮英

自从妻子离开莫斯科后，陈达邦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1931年收到妻子的来信后，他把那张合影照放在床头，每天看了又看。

那时的陈达邦，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1935年，党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作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机关报，陈达邦被派去担任《救国时报》印刷厂厂长。临走前，他将妻子的来信和照片存在共产国际档案室里，这也为他以后的寻亲之路埋下隐患。

1942年，陈达邦终于踏入魂牵梦萦的祖国。他四处打听妻子的下落，听人说妻子把宁儿送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还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就没了消息。

此时的陈岳云已把纸印公司迁到重庆南岸，创办“中国印刷厂”，宁儿也一同前往。陈达邦辗转来到重庆，当五哥五嫂把宁儿叫到他的面前时，已经13岁的孩子望着这位头戴礼帽、身穿西装、脚蹬皮鞋的人，怯怯地喊了声“八叔”。陈达邦抚摸着儿子的头，泣不成声。终于团聚了，此刻要是妻子也在一起，那该多好啊！

陈达邦留下来和五哥一起经营印刷厂。1950年，妹夫任弼时在北京逝世，陈达邦赶去吊唁。在那里他遇见了在巴黎办报时的老领导吴玉章，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人董必武。两位老领导对陈达邦的业务水平十分了解，联名推荐他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建国之初，我国印钞技术比较落后，只好请求苏联方面帮助。陈达邦临危受命，作为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我国印钞事务。原先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审定的人民币样版，因为技术上不达标，只有重新制版才能印刷。但因原来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制版再次受阻。

经请示，国内答复：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深厚书法功底的陈达邦，挥笔题写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这些题字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当中。

人民币样版

就在陈达邦繁忙工作之际，他从妹妹陈琮英那里得知李一超即赵一曼的消息，他震惊了，流泪了，多少年的苦寻终于有了结果。

“宁儿”陈掖贤给姨妈李坤杰回了封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告诉姨妈他很想知道外公、外婆、舅舅、姨妈们的情况。收到外甥的来信，李坤杰落泪了，有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妹妹虽然牺牲了，但她的儿子已长大成人，她的生命由儿子来延续，泉下有知的她或许可以安息了吧。

陈掖贤得知妈妈就是赵一曼后，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他意外地发现了母亲留下的两封遗书，嚎啕大哭，几度晕厥过去。他把遗书抄了一份，回家后的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用钢针蘸着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虔诚无比地刺下“赵一曼”三个字，以表示对母亲刻骨铭心的爱恋和崇敬。

其实，这两封遗书并非赵一曼当年亲手书写的原件，真迹已无从寻觅，它的日文内容被敌人隐藏在审讯档案里，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晓。据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介绍：这封遗书发现的时候都是日文，最后从日文翻译成中文，才有了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内容。

赵一曼遗书，陈掖贤手抄件

民政部门按规定给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陈掖贤却不肯去领，他说：“我不要，作为赵一曼的子女，继承的只能是她的精神和遗志。”就这样，他没有烈属证，也没有享受任何的烈属待遇。

陈掖贤骨子里有着赵一曼的那种无私无我的品质，在中南海时，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时常去看他，还曾对他说：“你妈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可以跟组织上提。”可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陈掖贤，选择了做一名普通无闻的高校教师。

陈掖贤

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紧张，有着在苏联长期工作经历的陈达邦，受到错误打击。在后来的那场劫难中，作为“苏修特务”的他不堪重负，于1967年8月10日自行结束了生命，时年67岁。1979年，国务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为陈达邦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父亲得到平反，着实令陈掖贤高兴了一阵，但灾难再次袭来。1982年，8月15日，在这个对赵一曼的家人们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陈掖贤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55岁。

他随父母而去，为后人们留下一个难解的谜。一同留下的，还有寥寥数语：

“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这份遗书是写给女儿的。陈掖贤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陈红，小女儿陈明。陈红1958年出生于北京，远在宜宾的李坤杰得知妹妹赵一曼有了孙女，相思之情甚切，多次给陈掖贤写信，希望把陈红交给她来抚养。就这样，陈红回到了宜宾，在奶奶赵一曼的故乡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陈掖贤的另一个女儿叫陈明，1990年到匈牙利经商，后来定居海外。

陈掖贤全家照

十几岁时，陈红有次回京，在和爸爸一起洗衣服时，发现他手臂上刻着的“赵一曼”三个字，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妈妈在我心里就行了。”直到去世，那三个字还在他的手臂上留着。

陈红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加上父亲的遗训，使得她为人低调内敛，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赵一曼的孙女。

2004年，陈红所在的公司裁员，45岁的她正面临女儿上学用钱的困难。无奈之下，她试着给四川省委党史办和黄埔军校同学会写信说明情况，商量能否让自己等到女儿毕业后再下岗。很快，陈红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那些和她一起下岗的姐妹们都回来上班了。

陈红

一年后，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赵一曼》，请陈红上镜朗读赵一曼留下的那封信，她的身世才被单位里的人知道，“天哪，她是赵一曼的孙女呀！”周围的邻居们，也无不感叹她的低调和务实。

陈红心里最大的压力，就是怕做一点对不起奶奶的事。她推掉了很多想借用赵一曼的名气开酒楼饭店之类的邀请。

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找到陈红，希望能对赵一曼的后人当面忏悔。陈红却说：我不能接受。你老了，要在良心上得到解脱，可我的国恨家仇怎么办？再说了，贵国政府一向的态度，都使我不能接受你的忏悔。日本老兵又想对陈红进行经济补偿，她拒绝了，她说：赵一曼的孙女，怎么可能要日本人的钱呢！不但是我，就是别的中国人也不会。金钱不能赎回战争的罪恶，请你收回去！

陈红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女儿，她时常告诫女儿，“你的身体里流着赵一曼的血，要踏实地工作，对得起自己拿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