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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英]大卫·奥库夫纳

摘编丨何安安

在视觉文化的历史上，1907年的夏天留给人们的记忆通常只是围绕着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那一年，毕加索的《亚维侬的少女》揭幕。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画作之一。这幅人物肖像作品动态感强烈，极富戏剧性；画面中，身处妓院的五位妓女嬉戏笑闹。此作向艺术天地引入了一种纯然现代主义的世界图景与观看模式，更为其作者赢得了近乎普遍一致的指责，也在同等程度上扩展了毕加索的知名度——尽管是倾向于恶名。确切地说，就是在同样的时段，同一处地方，另外一场革命也正在展开。

1907年6月10日，在巴黎《插画》（L’ Illustration）周报的办公室，发明家奥古斯特（Auguste）与路易·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两兄弟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被他们称为“玻璃干板彩色正片”（autochrome）的摄影成像工艺。这一技术是基于一种主要由土豆淀粉制成的微粒体复合物，利用常规的玻璃板成像相机，便可以最终拍出色彩真实的照片。人们为玻璃干板彩色正片感到兴奋狂喜。目睹那些彩色图像所呈现的天国般的精妙美感，观众们都被深深吸引。一如毕加索画中那些嬉笑跳闹的妓女，卢米埃尔兄弟的发明，这种使用便利的彩色摄影技术，将被证明是现代视觉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进展。

本文出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精装）》，[英] 大卫·奥库夫纳（David Okuefuna）编著，杨凌峰译，金城出版社2020年5月版

他们所利用的并非什么稀奇东西，而只不过是极为平常的“地下苹果”（即土豆），但兄弟俩所开创的，却是摄影这一影像媒介问世后的一个新纪元：彩色照片的时代。正如杰出的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兹（Alfred Stieglitz）所预言的：“这一新工艺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整个世界很快将疯狂地沉迷于彩色。对此番狂热风潮，卢米埃尔兄弟责无旁贷。”斯蒂格里兹并非意识到玻璃干板彩色正片那令人兴奋的美好前景的唯一一人。银行家与慈善家阿尔伯特·卡恩本人会近乎病态地躲避相机镜头——碰巧的是，他与法国摄影史上的另一位巨匠级人物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m）都具有这一鲜明的个性特点。

但显而易见的是，卡恩对摄影这一媒介非常感兴趣，卢米埃尔兄弟那独创一格的技术突破更让他沉迷不已。随着彩色照片的诞生，卡恩意识到，摄影正踏进了一道门槛，而门槛后是一个充满创造可能性的新世界。而且，他将玻璃干板彩色正片视为一种工具手段，可助他实现一个珍藏已久的政治意义上的个人抱负。卡恩是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渴望找到预防和阻止各民族间冲突纷争的途径。很多年来，他每周都在位于巴黎外围近郊布洛涅—比扬古的优美居所中举办一次聚会，邀约欧洲政界、商界、文化界与学术界的杰出精英人士共聚一处，商讨天下大事。他逐渐开始信服，见识与外部世界相关资讯的传播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说，他相信，如果对我们这个世界上多元的文化现实能有更多的欣赏之情，那就代表着一种最美好的希望，一种避免面对战争恐怖的希望。

卡恩的和平主义冲动发源于童年时代的亲身经验

看起来，卡恩的和平主义冲动无疑是发源于他童年时代那具有决定性的亲身经验。阿尔伯特·卡恩（当时家人称其为亚伯拉罕·卡恩）生于1860年，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省的玛尔莫蒂埃（Marmoutier）小城长大。卡恩的父亲是犹太人，一位活牲畜交易商，他给了小卡恩舒适无忧（尽管远远谈不上优越）的成长环境。卡恩少年时代早期的岁月，基本上可谓是风平浪静、安逸满足。但及至1870年，一切都改变了。普鲁士亲王，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成为西班牙王国国王的候选人，引发了外交上的言辞争端，法国于当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不过，法国的军事行动明显考虑欠周：他们只设法调集征用了20万的士兵，仅有普鲁士可用兵力资源的一半。

年轻时代的卡恩坐在帆船索具网格间，其表兄利奥波德（Leopold）则站在一旁望向镜头。卡恩喜欢海洋，买的三处房产都能俯瞰大海。（照片由乔吉特·卡恩 /Georgette 收藏）。《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插图。

到了9月，法国人已被击溃，法兰西的统治者，皇帝拿破仑三世，落入普鲁士军队手中，被强制羁押。卡恩所热爱的法兰西失去尊严，听任专横傲慢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的发落。1871年5月，法国人放弃了军事抵抗。普鲁士王国那时已经成为日耳曼帝国体系中掌握支配权的政治力量，并将阿尔萨斯省以及相邻的洛林地区都吞并归入自家的版图。一夜之间，与成千上万的同胞一起，卡恩这个11岁的学童也变身为德意志皇帝治下讲法语的新臣民。卡恩出生的这片土地被胜利者强行兼并，这一惨痛的变故曾给他的性情、气质和政治信念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只能去猜测了。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在那之后的五年时间内，卡恩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沦为德属领土的“新”故乡之外的地方，来为自己创造未来的生活。

16岁时，卡恩来到巴黎，最终在家族亲友爱德华·古德尚（Edouvard Goudchaux）所开的一间银行里找到了工作，从学徒做起。卡恩表面上显得羞涩腼腆，安静得近于遁世，但他同时也建立了良好的自我声誉：聪明、有抱负、能力强。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功说服自己的雇主，委派他去南非促成和处理一系列的交易，其中包括对数个金矿和钻石矿的投资，而这些矿是由著名的矿业帝国缔造者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创立了德比尔斯矿业公司（DeBeers）]运营管理。

事实很快证明，这些投资给古德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回报，对卡恩亦然。及至1895年，他已经有足够资产，可以买下此前租住的、位于布洛涅—比扬古的占地达十英亩（约四公顷）的物业。而且，到三十五六岁时，他就已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但很明显，对卡恩而言，金钱的积累并非他全部的热望或专一的追求。他是一位有钱人，同时也是一位有使命感的思考者。

此处所见建筑为1929年5月20日的状态。这栋住宅位于巴黎外围布洛涅—比扬古镇区的港口街上；1893 年，卡恩曾租住在此。两年后，他买下此楼及周围的一片地产。编号 B1734（奥古斯特·莱昂 /Auguste Léon 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插图。

到巴黎后不久，他报读了一门学位课程。学业内容当中的一部分，是由才华出众的年轻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教授。柏格森于1927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纵观两人的一生，柏格森曾给卡恩的精神生活带来深刻持续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杰伊·温特（Jay Winter）所考察推断的，卡恩“有着一种形而上学冥想者的气质，倾向于对如何寻求和平进行哲学上的沉思，而在其生命后期，他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这一可贵理想上；卡恩慷慨出资，倾其所有，去教育那些局限于国家民族思维框架中的人们，让大家意识到，在一个前所未有地关联一体化或同一化的世界中，会有什么样的挑战与危险。”

存留下来的是最早的一些实色全彩照片资料

及至1898年，卡恩已经表现出一种行为倾向：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个人财富花费在慈善事业上。他设立了一个研究基金项目，名为Bourse sde Voyage Autourdu Monde，即环球旅行资助基金，为年轻学者赴海外考察提供费用支持。卡恩相信，通过资助教师们去体验全球各地的多样文化，他能给这个群体带来进步性的影响，而这些人在未来的岁月中又将会塑造那些青少年学生的心灵。通过这个基金项目（有趣的是，塞西尔·罗德斯捐资设立了另一个研究补助基金，比卡恩的迟了四年，但更为著名），卡恩让来自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数十位年轻人获得了机会，去世界各地旅行，增长见识，扩展心智视野。

印度卡普塔拉，1927年11月卡普塔拉土邦大君即位五十周年，举行大规模庆典。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位君主宫殿中的游廊被临时改造为一处祈祷室，用于印度教的礼拜仪式。典礼程序的最后，大君站到一台秤上，称出体重，然后，与体重同等分量的金、银与食物会被分发给穷困百姓。编号 A59289 （罗杰·杜马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插图。

在我们这个更愤世嫉俗的年代，这样一种想法——通过旅行让人们去切身感受这个世界，从而达到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因此让地球变得更好更和平——或许看来是无可救药地天真，是纯粹的乌托邦妄念。但在“世纪末”（findesiècle）情绪笼罩下的巴黎，那从“德雷福斯事件”（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裔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由此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译注）中散溢出的反犹太主义的刻毒气息，还盘旋飘荡在空气中，这就有必要拿出一点儿行动，来驱散那种民族主义的狭隘偏见，来化解盲目的种族仇恨；而在那些具有更先进的政治信念的人群当中，这就看来是一个颇具紧迫性的任务。

因此，当卡恩了解到玻璃干板彩色正片这一能让彩色照片摄制首度转化为便携式操作的新发明时，他便坚信，现在，他有了可资利用的另一种社会教化工具，能够助力他去推广传播自己的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理念。1908年夏天，卡恩拿到了他委托运送回国的第一批彩色正片玻璃板。这些显影板所生成的影像都是由卡恩的司机兼旅行助理阿尔弗雷德·杜特雷（AlfredDutertre，1884—1964）拍摄；两人此前完成了一趟环球旅行，经行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照片为途中所拍。这些影像中，只有相对极少数得以存留，但存留下来的，却是已知在上述国家分别拍摄的最早的一些实色全彩照片资料。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环球航行的旅途中，卡恩确定了他的计划，要创建一个他所称之为“星球档案”的影像资料库；这一规模宏大、雄心勃勃的设想，试图用照片为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留下一份真实直观的记录。随后的二十年，卡恩用自己的私人财产去招募专业的摄影师，为他们提供简直装满旅行车尾箱的大量彩色正片显影板（经常还有整盘整盘的电影胶片），将他们派遣至世界各地。

印度孟买，1913年12月17日。这张夺人视线的照片中，一个“萨都五人组”正晃悠在孟买的街头。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僧侣不同，印度教的这些圣人们倾向于在寺庙之外的地方生活和修行，很多是住在丛林或山洞中。据估测，如今仍有多达 400 万的印度人过着“萨都”那种苦行禁欲的生活。编号 A4370 （史蒂芬·帕塞特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插图。

在我们如今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的长途运输体系诞生之前，卡恩的摄影师们完成了这些艰苦的行程。在旅途中，他们深入到当地人日常生活的细节，记录下全球各地千万普通居民的生存经验与文化活动及习惯。卡恩委派的摄影师们经常在现代历史上的紧要节点去造访相应的国家。在欧洲，他们亲眼见证了导致巴尔干地区新国家和新政权产生的数次战争。法国军人，及其来自法属殖民地的同盟者，在西线战场并肩作战时，摄影师们也与士兵们生活在一起。

卡恩的照片与影像档案记录了许多历史场景

1918年的停战协议签订后，巴黎到处是狂欢喧闹的庆祝活动，而摄影师们也置身其中。整个20世纪20年代，亚洲与中东地区的人民掀起独立运动，走向自主自治。卡恩的摄影师们密切关注这些动向，用照片记录下那些国家的缔造者为建立现代政权而进行的努力。其中的风云人物，比如，有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Pasha，又名为阿塔土耳克/Atatürk），有叙利亚与伊拉克（曾同为一国。——译注）的费萨尔埃米尔（即费萨尔一世，埃米尔为尊称，意为国王、头人。——译注）；他们带领自己的同胞奋起抗争，走向独立，最终重构了这些民族的政治命运。

卡恩的照片与影像档案也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储量巨大的成片油田被发现，由此重塑了阿拉伯世界的现实及未来。石油这一因素，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东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地位。英国首相阿瑟·鲍尔福（Arthur Balfour）曾左右不列颠政府，支持创立一个新的犹太人家园；他访问巴勒斯坦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卡恩的照片也记录了这些历史场景。

1911年，在卡恩位于巴黎附近的住宅外，附有这座深得他喜爱的日本风情花园。编号B123（奥古斯特·莱昂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插图。

波斯（即如今的伊朗）的军事政变将新的国王推上政坛、掌控权力后不久，卡恩聘用的摄影师便造访了该国。第三次英阿战争之后的几年间，摄影师们也深入阿富汗，用影像捕捉当地的现实生活。继续向东方开进，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了日本天皇去世后举国哀悼的悲伤时刻，还有印度大君举办佳节庆典时那生机勃勃、流光溢彩的壮丽场面。在亚洲，卡恩的摄影师们所定格的许多影像为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留下了纪实档案。

全球范围内，在欧洲文明的影响下，各地的传统与文化都持续地遭到了毫不留情的侵蚀。在非洲、中东与亚洲，随着语言、宗教礼俗和服饰习惯都屈从于殖民者权威所强加的那种优势文化霸权，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都遭到整体性的改造，变得趋于同化。值得一提的是，远在我们现在所称的“全球化”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的半个多世纪前，卡恩就完全意识到了全球化进程中潜在的破坏性：他的这份影像档案，其中至少一部分的意图便是，抢在世界上那些易受伤害的脆弱文化永远消失之前，用图像记录下它们那最富生命力的、生动鲜明的重要特色。

卡恩摄影项目处于一个贫乏、穷困和痛苦大结集的年代

仔细详尽地检视卡恩的“拍照师”们所出品的这些影像，可对20世纪初叶的那些年月得出多个结论。在他们造访过的那些国家中，生活对那里的很多人来说是残酷的，是贫乏、穷困和痛苦的大结集。卡恩摄影项目的构思、启动，以及项目执行期的主要时间段，都处于这样一个年代，而作家A.N.威尔逊（A.N.Wilson）对此描述如下：“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人类彼此屠杀，而且伤亡之多，史上为最。”

外蒙古，1913年7月20日帕塞特旅行拍摄期间，随处流动迁徙的蒙古族猎人们仍在使用火绳枪来射杀猎物。 图中的这位猎手，看起来可能是靠售卖狐狸与狼之类猎物的皮毛为生。编号 A3948 （史蒂芬·帕塞特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插图。

在世界大战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之前的那些年月间，就曾有过一系列的局部冲突，让诸多地区陷入战乱，其中有英国人与布尔人（荷裔南非人。——译注）、美国人与西班牙人、日本人与俄罗斯人、意大利人与利比亚人、奥特曼帝国势力与马其顿人（以及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战争；更不必说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西南非洲（今日之纳米比亚）与刚果，这些地方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卡恩热切地关注时事新闻，肯定也意识到了暴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存在。

实际上，很可能是他青少年期的战乱经历与他对世界各地动荡风波的认知，推动着他来创建这份地球影像档案。正如杰伊·温特所推测的：“或许是好望角地区那利润极为丰厚的矿产开采提炼行业背后所伴随的种族剥削与压榨，也或许是日俄战争那血流成河的场面，让卡恩对未来产生了忧虑恐慌——如果生产力的进步得不到引导约束，不为和平目标服务，会怎样？或者，他是否在19世纪90年代遭受了‘道德上的危机’，良知的谴责让他去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信念与人生使命？”

无论是其财富来源导致的负罪感的冲击，还是对一种乌托邦式理想原则所持的抽象哲学意义上的献身热忱，激发了卡恩去采取行动，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他创建地球图像档案的这份事业，体现出极为宏大的抱负；当然，这一项目也代价高昂，需要无数的财力物力。巨大的费用并未让他气馁畏缩。相反，持续二十多年，他都在为项目提供资金。卡恩肯定预计过，他会有充足的经济手段来无限期地维持这一事业。然而，国际间的风云变幻让他的计划遭到了致命的重击。

1929年伊始，卡恩还掌管着一个令人钦羡的金融帝国，业务繁荣，收益稳定。他是一位颇受尊敬的金融家，以政府间贷款业务的熟练操作而知名，并因此成为自己经营的一间银行的实际所有人。但是，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华尔街股市崩溃，让欧洲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的他也陷入危机，几乎沦为穷汉。在金融危机之后的那几年间，尽管他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岌岌可危，卡恩依旧拒绝完全放弃自己所珍视的这个影像档案项目。

这项使命继续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只不过在规模和形式上都有所缩减。漂洋过海，深入遥远异域的探寻被迫终止。除了1930年去到西非的那趟仅有的采风长旅，他雇请的摄影师们，此后的足迹都不曾超出地中海这一带。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卡恩彻底破产，被迫出售布洛涅的房产。房子最终由当地政府收购，但相关部门慷慨大度，允许卡恩在这所他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房屋中继续居住。

卡恩位于康沃尔的度假寓所，建在海边悬崖之上。客人们在别墅的花园中留影。摄于1913年8月25日。编号A69862（奥古斯特·莱昂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插图。

作为一个在阿尔萨斯长大的少年，卡恩在1870年经历了一次德国人的强行侵占。70年之后，他又亲身见证了另一次类似的入侵：希特勒的纳粹国防军横扫法兰西，占领了巴黎。战争，是他竭尽全力想消除的骇人的恶魔，却又一次将恐怖带到了他祖国的土地上。卡恩有75000多的法国籍犹太同胞在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中殒命，但好在他得以逃避了这样的命运。1940年11月13日深夜到次日凌晨之际，他在安睡之中辞世。80岁这一年，这位公开宣称是和平主义者的落魄老人最终得以安息，进入宁静的长眠。

卡恩去世之后的五年间，珍珠港、斯大林格勒、奥斯威辛与广岛成为不可磨灭的名字，写入人类的恐怖编年史，而那就是20世纪的惨烈标签。卡恩的和平主义使命或许如沙丘城堡般坍塌了，但无论怎么说，他的这一项目都绝非徒劳。及至他的拍摄活动收场，他在摄影与摄像双重领域的历史上都赢得了重要的地位。他的“星球档案”收集了巨量的影像资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20世纪演变形成中的年代的独特深入的观察视角。这一资料库包括有总时长120小时左右的纪录片作品，而这些罕见的影片拍摄于全球各地；还有纪录片拍摄原初过程中保存的多达4000张黑白定格照片；另外就是那个珍贵的、多姿多彩的影像宝库，拥有72000多张玻璃干板彩色正片。卡恩所积累和收藏的无可辩驳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早期彩色照片资料。

本文节选自《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英]大卫·奥库夫纳（David Okuefuna）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陈荻雁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