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歌手阿龙个人资料-拆二代、名校白领、中年诗人……他们为什么要去送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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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记者杨丽萍，
在过去的两年里，全国有100多名外卖员被调查，
采访记录超过百万字。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国外卖》,
今年7月出版。
“每次采访外卖，我都想看得更透彻。”
他们中有富二代，有失业的白领，有爱写诗的中年男人，有为孩子攒医药费的母亲…
与杨丽萍的联系，
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
她告诉我们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面试”，
还有送货员的《月亮和六便士》。
下面是杨丽萍的故事。
旁白:杨丽萍
编辑:卢
编辑:倪初娇
下一个话题是2020年大年初三，武汉封城第五天。当时广州是一个疫情严重的城市。我们家的视野很空旷。往下看，街上空无一人，所有人都被封在家里。我们能看到的是穿着蓝色和黄色工作服的送货人员。
于是我开始关注这个群体，直到2022年2月，我的稿子才全部写完。我采访了浙江、广东、北京、武汉、江西等地的100多名送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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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等红灯的外卖摄影:丝绒陨石
赵斌今年32岁，来自河南南阳。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摄影师，所以他选择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做送货员，在大学里送饭、听课。当他赚了钱，他去买昂贵的摄影器材。
刘海燕大约40岁，来自黑龙江。
在“520”那天，她送了一整天的玫瑰，但她一点也不嫉妒收到玫瑰的人。她更喜欢丈夫送的礼物——一辆新的宽座椅电动汽车。
储雪宝今年32岁，安徽蒙城人。
他一直记得一句电影台词:“穷是你的错。”他小时候没有书包，却背着一个米编织袋。直到高二辍学，他才指望有个书包。所以他很努力，一天跑七八十顿饭，累得连饭都吃不下，恶心得要喝水。
李伟今年41岁，上海人。
他是上海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事业单位做了六年白领，后来被迫离职。抱着做管理岗的想法，我开始送餐。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成为了一名“星际骑手”。四个月，我成了团队领导。第二年，我成了一名站长。现在我是上海城管。
阿龙今年33岁，江西南昌人。
小时候发烧，烧脑，被判定为一级智力残疾，找不到工作。30岁，我有了第一份工作:送餐。当有人听到他的故事，想捐钱给他时，他拒绝了:“你要你的钱，你还要我做什么？”
不到31岁，河北衡水人
他说，送了两个月后，他把31年没说过的“对不起”都补上了。有一次有客人地址写错了，好心提醒，对方说:“你是想问我要钱吗？”之后他在路边自己疗伤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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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送货员正在联系客人。摄影:天鹅绒陨石
胡超超今年30岁，河南光山人。
河南人喜欢抱团，胡超超自己做外卖。最后他把村里的人都带来了，让他们赶紧赚钱。他们要么是亲戚，要么从小一起生活。送外卖的时候互相帮忙，没事的时候聚在一起做饭聊天打牌。
来自杭州的无名氏
他是一个二代，因为他想要一份真正的工作，所以他成为了一名送货员。下大雨天气不好的时候，其他送货员不想出门，他就出来跑单。但是当平台有补贴，大家都想多跑的时候，他就会放弃自己的单子，让别人跑。
戴子90后，湖北黄冈人。
他说，“很多人说外卖小哥素质低。其实越是底层的人，越是看重与人交流。”他在路上摔倒了几次。行人路过，没有停下来帮他。而是外卖小哥路过，会回头问他有没有受伤。
王建生今年41岁，来自四川省大仙县。
左腿萎缩，从老家出来后流浪了十几年。他当过乞丐，捡过垃圾，最后在杭州当了一名送货员。
在他眼里，商家和顾客愿意把饭菜给自己，代表着对自己的信任。天冷了，他会脱下外套内胆，把饭盒包起来，以防凉了。他说，我要不辜负这份信任。
邹晓荣今年47岁，重庆人。
她的儿子患有尿毒症。她跑了5年外卖，骑了13万公里，最后赚了30万，给儿子换了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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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可能会挤满超速行驶的外卖员。
赵莹莹今年22岁，河南周口人。
姐姐患了白血病，所以放弃考研，做外卖，给姐姐赚医药费。给妹妹讲讲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鼓励她振作起来。
王涛今年34岁，湖北黄冈人。
一家四口每个月500元租了房子，给孩子报了4300元的英语培训班。
黄，35岁，湖北恩施土家族。
钱是赚不到的，但是一家人得在一起。他的妻子和女儿留在老家，他在腊月二十二准时回家过年。妻子生孩子，他回老家坐月子三个月。2021年，当妻子和孩子坚持要来杭时，黄会早早下班，回家陪他们。
李今年42岁，云南昭通人。
单亲爸爸出了意外，右手被绞进机器里残废了。为了养活女儿，2018年我成为了一名骑手，送餐的时候要带着女儿。
宋家三兄弟是安徽砀山人。
三兄弟住2100元的宿舍，钥匙放在门口，谁回家谁拿。他们最终的梦想是开一家餐馆。
……
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外卖是一个简单机械的工作，门槛很低，只是一种生存手段。
但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其实寄托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我原本是一名记者，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难的一次采访。
因为外卖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他的收入其实是一笔一笔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眼里，我有时候很讨厌，没完没了地纠缠他们。
我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跑步的高峰时间一般是早上10:45到中午13:45，晚上5:00到7:30。我通常会避开这个时间段，宁愿多跑两趟，也不愿让他们太辛苦。如果面试时间长，我也会付给他们一些“误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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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花是外卖业务中比较轻松的摄影:丝绒陨石
有时候我会待在街上，或者蹲在大商圈里，和等待接单的送货员聊天。或者下雨天点外卖，等送货员来送，在他等电梯的时候随便和他聊聊下雨天送外卖的感受。
有人觉得你做的事情有意义，愿意帮助你。送货员说他每天都在和人打交道，但是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他们把饭递过去，说:“请慢用。”对方回答，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有的说“你挂在门口，不要叫我，给我留言就行。”没人能看见你。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愿意倾听他们，理解他们的内心。其实他们也有这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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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的外卖员李是一位单身父亲。
外卖总会带着你的女儿。
我想多看每一份外卖，了解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有时候我会租一辆电动车，早上7点到晚上10点，跟着他们去取餐送餐。只要能接触到他的家人朋友同事，我都不遗余力地采访他。哪怕只是听他们在电话里说一两句话，感受一下语气语调。
如果你足够幸运，获得了送货员的信任，他们就会为你开门。但是因为他们住的地方不太好，家里又没人照顾，很多人自尊心非常强，不想表现出这一面。
宋北京是第一个邀请我去我家的人。三兄弟都在杭州送餐，住在群租房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把钥匙藏在窗户的缝隙里，三兄弟谁回来谁就拿走。它没有从单元楼的大门进入，而是从阳台门进入。
那个出租屋已经和原来的房间、大厅分开了。他们的房间最大，月租2100元。
房间里有股男人的味道，特别乱。地上乱七八糟地躺着外卖盒、电饭煲、啤酒盒。床头柜上摆满了保温杯、剃须刀和挂面。茶几上有没洗的碗、筷子和酒杯，到处都是杂物，没地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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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远兴和宋兄弟正在做饭。
在我采访的时候，老大宋元兴和老二宋元杰回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开始做饭。他们一个洗菜，一个切菜，配合得非常好。
两兄弟特别有意思。它们差不多一样大。都是穿着饿了么的短袖t恤。其中一张背面写着:“你知道网上银行吗？很多饿了么的店铺都是靠它开新店的。”另一个是“困了？饿了就喝点咖啡，喝点下午茶。”
喜欢这些内容，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为自己骄傲，这些都来自于个人的观察。如果他们不信任你，你就看不到这种生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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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被队长训话的外卖哥们摄影:天鹅绒陨石
外卖也可以推广，但是大部分外卖其实没有推广的想法，更在乎赚多少钱。
辛苦的外卖员，可能一个月能挣一万多，甚至两万。
比如我采访的这位“牛人老曹”，他白天在写字楼里做专门的明星送货员，晚上饿着肚子跑，一个月至少挣15000元。他已经买了两套房了，买咖啡的白领也不一定比他挣得多。
我的很多面试都是在星巴克进行的，有送货员看到服务员递过来的收据，说这么贵。但是老曹不一样。他主动选择了星巴克，他自己打理订单。
我特别愿意重复他对我说的话:“有人问我，你不羞于送饭吗？我说我的快递怎么了。我没有偷、抢、骗别人。我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有什么丢人的？为什么？现在我在送外卖。别的不说，我屁股底下还有两套房。”
我从录音里剪辑了这段话，没有任何文字修改，那种对自己处境的满足感和自豪感。每次说这话，我都觉得特别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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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员宋京，提着送来的必需品:
口罩，墨镜，手机，充电宝，金嗓子宝。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的梦想和爱好。比如宋北京三兄弟想做餐馆老板，在横店有一些漂。通常，他们会集体表演，并兼职送外卖。还有脱口秀演员兼职送外卖，把送外卖的经历做成段子。
“外卖诗人”王继冰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他拥有一家杂货店，隔壁有一个外卖站。有一天，他去凑热闹说这东西怎么弄，人家帮他注册了一个。注册后他一不小心，一个账单就出来了。他被告知不跑要罚款，然后就跑了。
一开始他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只是觉得整天呆在杂货店有点无聊。出去跑步很有趣，而且还有钱可以赚。
同时，王继冰是一个痴迷于写作的人。他写过小说和诗歌，但没有发表过。在取出食物的过程中，他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那些偏僻遥远的地方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就跑，他认为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有助于他写诗。
王吉兵，那个着急的人
赶走空气中的风
把刀子从风中拔出来
把火从骨头里赶出去。
将水从火中驱出。
匆匆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我每天都遇到它。
一个接一个，快速移动的送货员。
用双脚敲打大地。
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断淬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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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卖小哥正在和交警交涉。摄影:天鹅绒
有一天，突然下起了雨，他正好手里没有钞票，就在桥下躲雨。看到一个饥饿的小哥哥在雨中骑马，他写了一首诗:
阵雨突袭王继兵
外卖小哥
在雨中行走
天蓝色的外卖连衣裙，看起来像一小片晴空。
一小片晴空在雨中穿行。
就像一个镜头不断被马赛克。
下雨是徒劳的。
蓝色工装越湿。
天空越亮。
晴朗的天空紧贴着他的肋骨。
就像贴着地球起伏的山脉。
阵雨突袭
一个外卖小哥骑在我旁边。
让我觉得雨衣没必要。
雨水不停地拍打着雨衣。
好像有人一直在敲门。
王季冰做外卖后，他的诗开始出版。现在他53岁了，还在送餐，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他的一句话也让我很感动。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进别人家，但是做外卖就不一样了。哪怕客人只把门打开一条缝，或者你隔着门听到他家人的争吵，都会成为创作的素材。
在整个外卖群体中，女性外卖员只占10%左右，我自然特别关注。
很多出来做外卖员的女性，家里都有特殊情况。比如天津和山东的两位妈妈，孩子得了恶性肿瘤，选择了外卖给孩子治病。
有些是给孩子学习的。我采访了一个女送货员。她的丈夫出了车祸。她原来是花店老板，生意不景气。她儿子中考报错了志愿，上了贵族学校。每学期学费上万元。为了给孩子提供教育，她改做外卖。
其他人对灵活的交货时间感兴趣。为了方便接送上小学的孩子，我辞掉了工作，利用孩子在幼儿园的时间送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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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锁期间，一名女送货员在送货。
摄影:徐翔
深圳的送货员刘海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以前养猪，后来遇到猪瘟，猪都死了，欠了几十万外债。为了还钱，她和老公去了深圳赚钱。
我采访她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小姑娘，梁菊，她曾经来找过她。鞠亮是四川的一名瑜伽教练。疫情过后，练瑜伽的人少了。她只是看到了刘海燕的视频号，想跟着她去送餐。
包括梁菊在内，刘海燕的网站上只有五名女性。站点没有女生宿舍，女外卖只能自己租房。他们也互相照顾。良驹在城中村迷路了，打电话给刘海燕寻求帮助。刘海燕赶去接她，晚上带她回自己家吃饭。
如果碰到有几个门的大型小区，她会利用休息时间跑遍，然后把小区的地图做出来，发到站点的群里，供大家使用。
你会发现，这些女性外卖员往往比男性更坚韧、更勤劳。刘海燕的表现在整个网站中是前十名。我采访过的女外卖员有两三个，她们的老公也在做外卖，但是跑不过她们。
他们很少抱怨，他们很感激卖掉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有效地解决了他们的困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疫情发生后，服务行业有20%的人去外卖行业做外卖。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就会进入外卖行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外卖员越来越年轻化，学历也在逐渐上升。大学生整体占比接近20%。
送货员李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感觉送货员明显多了，晚饭时间所有商场都在那里等饭。分配给每个人的订单少了，提成也在减少。
以前订单超过1200件，每单4毛钱的奖励没了。一箱啤酒被抬到八九楼。本来有补贴，现在没有了，发放范围从3.5km扩大到4.5km，李月收入从五六千元降到四千多元，然后可能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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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采访的外卖员张楠杰毕业于酒店管理专业。
摄影:李
同时，配送员的整体素质也越来越高，一代比一代强。我有亲身经历。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都比我们上几代人高。
他们平时最关心的是客人是否尊重他。
在之前的调查中，只有27%的外卖员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一个小哥说:“送外卖让我自卑。”
外卖员的入职门槛不高，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收入过万。我接触过很多“单身王”，他们的智商或者情商都很高。同时，这些人都很善良，平时分秒必争，但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路，他们都很耐心地停下来，明确方向后再往前走。
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一个小孩从天上掉下来，送货员伸手去接；有人落水，外卖员跳河救他；煤气罐快要爆炸了，送货员冲了上来……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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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边休息的外卖小哥摄影:天鹅绒火山口
即使在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群负责任的人。我学到了一个数字。疫情期间，一份外卖的行程，可以让25个家庭不用冒险走出家门。
当疫情在武汉开始时，赵斌看到了这座空城，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另一个外卖，王涛，曾经是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资产不少，最后倒闭了，不得不送外卖。他很惨，但还是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在武汉封闭的日子里跑了800多张票。
不管这个城市是否接受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
所以这个群体，我越是深入采访他们，就越是尊重他们。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们都可以说是挺身而出。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理解他们，对他们多一些尊重，少一些不必要的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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