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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今天的一般看法里，女性地位的改变是和现代晚期（或后现代）联系一起的，而不是现代或现代性。比如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才取得选举权，在20世纪中叶之后才获得工作权和部分选择权。而在此之前，无论是17、18世纪，还是19世纪初，理性启蒙年代似乎只属于男性，而现代性甚至被认为是有性别的，所以尽管“女性在精神上与男性平等，只是妻子必须服从丈夫”。
《简爱》（Jane Eyre2011）剧照。
英国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的一句话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思考者对理性启蒙年代的看法：
“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启蒙运动对真理与理性的投入，意味着一种历史上的单一真理与单一理性，它们在实践中合谋协力使得女性的依附地位合法化。”
历史学家罗伊·波特在《创造现代世界》一书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理性启蒙年代并未使女性面临更糟糕的处境。这是因为，人们首先需要理解启蒙运动所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其次需要理解启蒙对人、理性、心灵的重建如何改变了作为“人”的女性。所以，罗伊·波特的看法其实是将女性地位的改变视为一种过程，一种现代性过程，实际上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更能理解女性如何一步一步摆脱附庸的角色。
以下内容经商务印书馆授权节选自《创造现代世界》一书，摘编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英]罗伊·波特
摘编｜罗东
《创造现代世界》，[英]罗伊·波特 著，李源 等译，刘北成 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2月。
从传统中接手的世界
为启蒙运动所继承和批判的世界是一个男性世界，在现实中和出版物中皆是父权制的——别忘了，为斯图亚特王朝所做的关键性辩护，实际上已被冠以《父权制》之名。圣经、法律和其他权威共同确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纲常。“通过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是一个人，”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阐述道，“即，在婚姻存续期间，妇女的存在或法律存在被搁置，或者至少被并入丈夫的法律身份之中并与之结合。”《妇女法令集》(The Laws Respecting Women, 1777)注解道，除女王之外，任何一位妻子都处于丈夫的权威之下，她就像是动产：“没有丈夫允许，她不得出租、处置、出卖、丢弃，或者转让任何东西。”
《劝导》（Persuasion 2007）剧照。
一位匿名诗人怨艾道：
在青年时代，
父亲的严格管制
和戒备的眼神掌控着她的意志，
兄长的高傲监视
使她形同俘虏，难以动弹。
专横的丈夫紧随其后，
眉头紧锁，令人害怕；
此刻他没有了情人的样子：
她的奴隶如今已变成了她的主宰。
这些授权得到了其他自诩为专家的男性的回应。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1779年出版的《妇女史》(History of Women)中，批判性地列举了她们所遭受的司法排斥。“我们允许一位女人执掌王权，但是通过法律和习俗，我们阻止她对其他一切进行管理，除了其自己家庭内部的事务，”他说，“如同在监管王国和她自己的厨房事务之间，没有一个可以由有天赋和有能力的女性管理的公职。”从历史上，女性被贬低为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角色，“就多数而言，只是不恰当地，或者略微地接受了一点教育；而在严格法律限制下，她们始终处于一种依附状态”。
《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93）剧照。
然而，仍有理由感到乐观，这位苏格兰外科医生补充道。妇女最初曾经作为“奴隶”，但是社会在不断进步，而这种进步总是与女性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实际上这是文明进步的试金石。轻慢之情是大量存在的，尽管不是鄙夷或彻头彻尾地歧视女性。那种无畏的、独立的、进取的精神，在男孩身上是如此广为夸赞，而当它偶尔发生在女性身上，非但未见有人鼓励，反而予以压制。应当教育女孩及早放弃主张，即使她们应该知道自己将是正确的。
这种表态看似惊人，却出自女作家汉娜·摩尔笔下。其他作家——不只是男性——也赞同性别上的这种现有状态，认为这是大自然的安排。
《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 2007）剧照。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在《给女儿的忠告》(Advice to a Daughter, 1688)中武断阐述道：“你必须为一个基本原则而放弃其他，那便是两性间不存在平等，而且为了更充分地利用世界，男性——他们将成为法律制定者——拥有赐予他们的更多的理性。”因此，男性不仅高高在上，且其身份优势源自对启蒙运动的基本特质——理性——的不平等的神圣分配。
“女人只是长大了的孩子，”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和一位贵族同伴打趣道，“她们喜欢娱乐性的说长道短，间或露出善辩机巧，但若论及坚实理智的判断，我在我这一生中从未见过哪位女人有这能力，或哪位女人能够连续二十四小时做出推理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
还有些人，尽管在避免露出此类轻蔑，但他们潜意识中同样持此观点。汉娜·摩尔还撰写有《当下女性教育制度批判》(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779)，认为女子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应当使她们成为“好女儿，好妻子，好主妇，社会的好成员以及基督的好教徒”。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警告侄女，在融入上流社会的时候，“你的拉丁文知识要秘不示人，女士受到过教育通常被视为巨大错误”。类似建议来自男性，也同样来自女性，他们坚信自己对女性的真正利益给予了深切关注。
早期反叛者及其悖谬
许多人对歧视表示愤怒。1663年，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Duchess of Newcastle)大胆提出：“我们只是活着和死去，好像我们是动物所生，不是人所生的。”
数十年后玛丽·沃特丽·蒙塔古夫人评论说：“在英格兰，我们的性别遭受如此轻蔑的对待，在这一点上，世界其他地方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在粗俗无知中接受着教育，所有的技艺都是在扼杀我们的自然理性。”
《奥斯汀书会》（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2007）剧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一些自鸣得意的言论对英国自由的推崇及对专制的贬抑，作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而定居于君士坦丁堡的她，断定土耳其女性要比她们的英国女性同胞自由得多。蒙塔古夫人在浴室结识了一帮朋友，与伦敦茶话会上的诽谤中伤相比，这些女士之间表现出的团结一致使蒙塔古羡慕。尽管土耳其实行一夫多妻制，但女性由于蒙有面纱的缘故而享有某些自由，那种“永久的遮掩给予了她们随性而为的彻底释放，没有被发现的危险”。她自我解嘲说自己成了俘虏，仿佛被囚禁在“机器”里——她的紧身胸衣，这被当地妇女认为是其丈夫施加的牢笼。
对于使女性的屈从永久化的习俗惯例所形成的合谋的愤恨，不唯蒙塔古夫人所独有。
《简爱》（Jane Eyre 2011）剧照。
像后来的简·奥斯丁一样，《女性性别之辩护》(1696)的作者朱迪思·德雷克——截至1750年，该书已经发行五版——认为人们很难从书籍中获得对女性的真正了解，因为它们的作者通常是男性，而且“由于男人合伙抵制我们，他们的证据遭到排斥是理所当然”。不过，在提及某些“博学男性”的权威性的同时，她反驳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类似两性之间灵魂的差别并不存在”。
由此，“男人认为我们缺乏他们如此虚荣地夸耀自己所拥有的可靠理智，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内在品性与他们的一样高尚，只是他们所依赖的器官通常更为完善”。因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现实中，乔治王时代的女性都遭到如此歧视。尽管在那方面没有什么新变化，对女性美德与女性情感的理想化加重了以上偏见，这种理想化将她们置于一种崇高地位，并通过新的尝试(后文讨论)确立生物学上的“分离领域”。随着詹姆斯·托马森在演讲中宣传“英国淑女”(British Fair)的责任，共同的男性观点肯定会规定适合于女士的言行：
井然有序的家庭最能得男人欢心；
运用顺从的智慧，谦恭的技巧，
以及每一种温柔的、规避忧虑的技艺，
来唤起美德，增进福祉，
甚至化苦为乐
并缓解人生中的所有劳累：
这便是女性的高尚和颂歌。
对此类规定无须过多诠释，然而启蒙文化在许多方面仍然相当有利于女性。
有了新行为规范的男性
尽管现实中的法律条文一仍其旧，父权制却显示出虽不均衡但却明显的总体温和迹象。受过教育的人对于恋爱、订婚与结婚的期望，以及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正经历着巨大转变，劳伦斯·斯通称此为“情感个人主义”(affective individualism)的兴起，是从父权制下的疏远和顺从向更亲密甚至平等的转变。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 1985）剧照。
因此，尽管存在顽固的法律不平等性，但是就友善的伴侣关系而言，婚姻变得理想化了，呈现出相互沟通交流的态势。“丈夫与妻子总是一起并分享同一个社交圈子，”普鲁士来访者冯·阿兴霍尔兹惊叹地说，“只看到其中一位，而不见另一位的情况很少出现。他们共同进行所有的旅行。”
这种发展变化使男性的新行为规范成为必要。有些人物诸如韦斯顿乡绅(出自《汤姆·琼斯》)、放荡贵族洛夫莱斯(出自《克拉丽莎》)，以及蒂勒尔(出自威廉·葛德文《凯莱布·威廉斯传奇》[Thingsas They Are, or 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 1794])，他们滥用男性的特权，被妖魔化为不受欢迎的愚昧无知的大男子形象。专横的父亲和不公平的双重标准受到指责。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蕾蒂西亚·皮尔金顿(Laetitia Pilkington)评论说：“在自然的所有事物中，我最不解的是为什么男人因贞洁方面的失守而如此严厉斥责我们的性生活：玩弄过我们的人竟反过来谴责我们，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吗？”其他人则流露出疑惑的表情。“合乎庄重与礼貌才符合社会利益，”伯纳德·德·曼德维尔讽刺道，“这就要求女人应该消磨时光、虚耗浪费并死去，而不是以违反道德标准的方式求得自我释放。”
自称要改革男子气概的现代主义者提倡家庭美德。理查德·斯梯尔的作品——非常开明超前的《基督徒的英雄》(The Christian Hero, 1701)和感伤戏剧《温柔丈夫》(The Tender Husband, 1705)——引领了改进夫妻关系的早期运动；理查森的最后一部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 1753——1754)中的男主人公为招人喜爱的男性树立了一个新标准；而大卫·休谟则推许男女混合集会的风尚，在那里“两性可以以一种轻松和社交的方式接触；男人的脾气和品行也会迅速改进”。
2010年的一版的《温柔丈夫》(The Tender Husband)， Nabu Press。
这类社交绝不会像人们普遍担心的那样导致性格柔弱，相反会赋予他们一种出众的男性气质：“在一个有教养的群体中，男性会在一种更加宽厚，然而又非常显而易见的方式中找到他们的权威，通过礼貌、尊重，一言以蔽之，通过绅士风度做到这点。”
因此，随着“婚姻关系为君主制之缩影”的父权主义格言让位于家庭是温情之圣殿与社会化之媒介的新理想，“性情之人”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在“脂粉气的男人”、纨绔子弟和轻佻之人被贬低为滥用情感的同时，启蒙话语——优雅对于粗暴的征服——引导男性既不要“有纨绔习气”也不要“放纵越轨”，并且旨在协调“男子的自由”与“良好的人类秩序”。比如，沙夫茨伯里的理想典范——构想出一个典型，上承文艺复兴时期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论述的“侍臣”，下启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将具有“服从理智的思维，适应所有自然情感的、通人情的脾性”。
“我们所有的女士都能阅读了”
随着不断变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对更加亲密的家庭相互关系的赞扬，可以说女性的公共地位也获得了提高。在乔治王时代的公共生活中，在政治活动中(无论是街区中还是沙龙上)，在慈善活动与爱国运动中，以及在休闲文化中(无论是作为赞助者还是表演者)，妇女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当前的女权主义者断言，由于对性骚扰的恐惧及对丧失“名誉”的担忧，妇女正在被逐出城市的公共空间，英国的女性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美名——或者恶名——只因为她们明显的在公众场合的独立性。“在大不列颠，女士与绅士一样自由，”约翰·波特(John Potter)于1762年说道，“在我们的消遣活动和公共娱乐中，无意冒犯，每个人都很坦诚。”当然，他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历史学家乔伊斯·埃利斯注意到，“城市女性可以自由走动，无须蒙纱，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无须陪护”，去访友，看戏甚至去咖啡屋。
女性的和男女混合的辩论协会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伦敦不断增多，他们的话题包括像在1798年11月12日的威斯敏斯特论坛上提出的问题：“婚姻仪式上的服从条款是否约束着女性，使其始终服从丈夫？”虽然《泰晤士报》可以想见地抱怨说“参与辩论的女士如果做针线活更发挥所长”，但其抗议无济于事：市中心至少有四十多套房屋被这类协会租赁。
《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 2007）剧照。
总之，印刷文化带来的新机遇使女性的社会参与，或许还有她们的地位日渐改观，尤其是当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德拉里维耶尔·曼利(Delariviére Manley)和伊莱莎·海伍德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并且其他一些女性也在才智上熠熠发光的时候。安妮·康韦(Anne Conway)的笛卡尔式的《古老与现代哲学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一书的拉丁文版本于1690年面世，同时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Catherine Trotter Cockburn)出版了为洛克辩护的书，属于此类作品中最早的一批。
女性教育有了全面改进：“现在，我们所有的女士都能阅读了。”1778年约翰逊博士说道。当然，他反感女性的矫揉造作(出名的评论是，女牧师像用后肢行走的狗)，他的《英国诗人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1779—1781)也未收录女性作家，但是，随着印刷文化中女性的地位逐渐突出，这种排斥情绪日益减弱。
实际上，18、19世纪之交，几乎所有的畅销小说家都是女性：玛利亚·埃奇沃思、伊丽莎白·汉密尔顿、阿米莉亚·奥佩、玛丽·布伦顿、简以及安妮·玛利亚·波特，还有西德尼·欧文森(Sydney Owenson)——在销量上，只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可与之匹敌。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是当时第一流的剧作家，而且女性们在诗歌创作上也崭露头角——1760—1830年间，至少有339名女诗人以她们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还有已经被发现的82位匿名作者。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在其《论女性状况》(Thoughts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1799)中，列举了二十几位杰出的女性文学评论家、散文作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翻译家和古典派作家，认为她们已经写出了“自斯摩莱特、理查森和菲尔丁以来最好的小说”。
并未消失的“持家教子”遗产
自诩为生物医学专家的人声称，社会利益要求女性应该认真地投入大自然已经为她们设计好的母性角色。她们绝不可仅仅做蝴蝶一样轻浮多变的人，但也无须仿效男性；而是要遵循自然，做“她们自己”。让·雅克·卢梭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阐明该理论的，他称赞真正的女性乃是情感的全心全意的化身——或者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总结所说，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家庭奴隶。尽管完全成型的卢梭观点在不列颠未赢得广泛赞同，但其中一些方面得到了英国作家的支持——男女作家都有。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卢梭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Émile, 1762)的热心推崇者，对于卢梭提出的女性的独特天赋在于育子的观念，她是众多认同者之一。她们可以成为好母亲和优秀的教育者，不过只能通过培养她们的理性能力——与卢梭的荒谬说法相反——幸而她们本已具有。如果男性必须“要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否则会遭人鄙视”，他妻子同样要专心“持家教子，帮助邻里”。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 1985）剧照。
沃斯通克拉夫特决心致力于提升教育和道德修养，以使子孙后代成为优秀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因而将她们必须“幽居在家，在黑暗中摸索”视为一种暴虐。理想的婚姻不应该以性的吸引或浪漫的激情为基础，而应建立在相互尊重、情感和包容的基础上。
然而，一些自视为启蒙圣骑士的男性接受了卢梭(在《爱弥儿》的姊妹篇《索菲》[1762年]中宣布的)的宠物计划，即对女性进行培养，使她们承担起作为人类女性保护人的特殊角色。月亮社的托马斯·戴(Thomas Day)是卢梭及其女性应温柔顺从的观点的热心崇拜者，他希望通过皮格马利翁式的方式将一个洋娃娃改造成一位居家相夫教子的、不慕时尚的优秀妻子，使理论实践化。
之后，戴在道德说教小说《桑福德与默顿》(Sandford and Merton, 1783)中，又继续描绘了一位卢梭式的完美女性形象，她天不亮就起床投身于家务，并彻底摈弃了那些时尚的恶习，这恶习——启蒙女权主义者相信——使女性受到轻视并且使她们对于自己的自然使命而言被娇惯坏了。
尽管连戴的好友也把他看作堂吉诃德式的空想者，但自然赋予了女性神圣职责——发挥其作为道德守护者的生物自然禀赋——的观念还是吸引了许多人。
改变的发生
启蒙思想家坚持认为，女性天生具有与男性同样的理性灵魂；因此，她们的头脑理应受到培养训练。不过，正像阿斯特尔的例子所显示的，无论是通过女人还是男人，勇敢地为她们的利益——更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自由——发出的呐喊少之又少。
同样，尽管——或者可能是由于这一点——存在着对双重标准的普遍谴责，但对后来所称的性解放的要求此时仍很罕见。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是对现状的一个少有的直截了当的否定，它是革命时代的一部重要作品。
《女权辩护》对女性教育中的缺陷及误导提出抗议。女性竟被教育要以取悦男人作为其生活的真正目的，这激怒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她痛斥对“没有生气的消极无为和愚蠢的默默顺从”的鼓励。女性“在单纯天真这种迷惑人的名头下被保持着无知的状态”，男性只在她们身上找寻“温顺、好脾气和韧性——与任何智识的健全发挥都不兼容的一些美德”。她愤怒地说：“仁慈的教育者啊!我们为何而生？也许会有人说，为保持单纯天真；他们意指一种孩童的状态。”
在以“哲学家”兼“道德家”示人的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她对女性从属地位的抵制添上了政治色彩。“直到社会被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构建之前，”她告诫道，“我担心为人父母者仍会坚持要儿女服从，因为他们将会获得服从。”那么答案是什么？——一场“女性社会行为的革命”。然而，它将会如何发生，以及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尚难确定。
《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92）剧照。
沃斯通克拉夫特鼓励女性开发她们的天赋，但是她没有关于妇女的选举权或政治活动的计划。也无男性改革者代表她们起而争辩。民主主义者卡特莱特少校驳斥了女性适于选举的观念，而且，边沁主义者詹姆斯·密尔在他的《论政府》(1824)中同样排斥女性，提出实质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的陈词滥调(她们的利益“包含在她们父亲或丈夫的利益当中”)。不过，那些谈论政治的启蒙女性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且广受抨击。
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不满足于否定两性间的平等，在《女性教育批判》(Strictures on Female Education, 1787)中警告要提防女性“过度教育”的危险，因为那时“世界将会被剥夺它最美丽的装饰……而男人也会失去他在艰辛劳作之余赖以依靠的温柔胸怀”。
此外，一个典型事实便是“女性的相互提防”。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背负着“疯狂玛琪”(mad Madge)的绰号，由于观点的极不寻常，受到其他女性的攻击，就像阿芙拉·贝恩因大胆破格而招致责难一样。“女性拥有智慧往往引发不良后果，”谈到热情洋溢的蕾蒂西亚·皮尔金顿(Laetitia Pilkington)时，玛丽·沃特丽·蒙塔古夫人尖刻地反思道：“我很遗憾，一般智力过人的女性难免失之纯洁。”由于作品的过度的政治化风格，凯瑟琳·麦考莱同样遭到才女们的排斥——而且还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小她36岁的男人：伊丽莎白·蒙塔古和汉娜·摩尔都拒绝读她的作品。摩尔还斥责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女政治家”，沙蓬夫人(Mrs Chapone)亦然，对她而言，《女性权利》因“许多荒谬、不得体之处及可鄙的粗俗”而遭到损害。
“现代个体首先是一位女性”
屡被重申的是需要陶冶心智，使女性适于成为对社会和家庭尽心尽力的负责任的成年人，并且赋予她们一定的独立性，以及作为道德主体对她们生活的一定的理性控制。这对于那种才女云集的圈子是非常重要的，如爱比克泰德的译者伊丽莎白·卡特，以及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约翰逊博士赞赏蒙塔古夫人“在交谈中表现出极高的才智，是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未曾见过的”。另一位女学者沙蓬夫人，在至少重印了16次的畅销作品《论心智提升书简》(Lette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d, 1773)中，要求女性心智与男性的受同等对待。
《二十世纪女人》（20th Century Women 2016）剧照。
因此，最主要的不是要求社会内两性关系的重组，而是要求在心理和精神上的平等以及受教育权利得到接受，以便结束“长久的幼稚愚蠢”。女人必须为自己思考：英国启蒙运动常常如此，设想中的解决方案在于解放思想。
理性时代被诸如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这样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描述为一场女人的灾难：“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启蒙运动对真理与理性的投入，意味着一种历史上的单一真理与单一理性，它们在实践中合谋协力使得女性的依附地位合法化。”其他女权主义者提出异议，甚至有人争论说，女性并未因启蒙运动而处于不利地位，相反她们恰恰是启蒙运动的先锋：在情感的消费者、播种者及传播者的外衣下，女性在现代的诞生中起了重要作用。评论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宣称：“现代个体首先是一位女性。”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创造现代世界》一书，摘编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英]罗伊·波特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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