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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中旬,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带着他的学生们又去了中亚。

一行五人从西安出发,先来到成都,然后从成都乘机飞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

作为疫情后首个走出国门的中国考古团队,他们此次重返乌兹别克斯坦,意义或许要追溯到2160年前。

公元前138年,张骞肩负着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使命,从同一座城市出发,一路曲折向西,历经千辛万苦,只为寻找一个名叫大月氏的游牧人群。

同样的一条西行之路,同样的目标。

只不过当年张骞和随行人员面对的是茫然的未知与巨大的生命危险,如今的考古工作者们面对的则是历史的迷雾与消失在地下的古国。

最终,张骞找到了,王建新也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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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摄天山山脉 图据IC

凿空西域

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却深刻地改写了历史

汉王朝与匈奴的矛盾,早在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之前,就已经埋得很深了——楚汉相争之时,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控制了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并屡屡掠夺中原居民。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的冬天,刘邦亲领32万大军迎战匈奴,本意是一举击溃其主力。结果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最后不得不偷偷给冒顿的夫人送上厚礼才得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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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纪录片《河西走廊》

对于一位开国皇帝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耻辱。但耻辱归耻辱,面对现实更重要。从此汉朝对匈奴采取消极防御、和亲馈赠的政策,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了文景之治的汉朝,国富兵强,时机成熟,万事俱备,只欠西征。

从匈奴投降的人们口中,汉武帝得知匈奴有一死敌:月氏人。当年围困汉高祖的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不仅大败月氏人,还将月氏王的头骨拿来做了酒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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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纪录片《河西走廊》

虽然当时老上单于已死,统领匈奴的是他儿子军臣单于,但这个在草原上流传多年的残酷细节让汉武帝坚信:月氏与匈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汉武帝想要寻找并联合月氏,与之共击匈奴。张骞的传奇远行也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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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张骞》图据IC

这一开始就是巨大的挫败:他和随从在途中落入匈奴之手,一扣就是十年,期间他在匈奴娶妻生子,但始终“持汉节不失”,一刻也不曾忘记自己的使命。

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和随从总算找到机会逃走,重新踏上西行之路,他们九死一生,艰苦跋涉到了大宛,并在大宛王的帮助下,经康居一带,终于抵达了大月氏的领土。

抵达之后是新的挫败:

在他滞留匈奴的十年里,月氏被另一个敌人乌孙赶到了更远的地方,到了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此前被匈奴打败后,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称小月氏,西迁之月氏从此被称为大月氏。

来到了阿姆河畔的大月氏,基本上安定了下来。阿姆河是中亚水量最大的内陆河,咸海的两大水源之一,大月氏所据之地土地肥沃,水草丰美,老王头盖骨装酒已是久远的事情,他们不想再为旧日仇怨大动干戈了——能有多大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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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纪录片《河西走廊》

张骞的使命正式宣告失败,但他永远不会想到这样的失败却最终造就了他名垂青史的功绩。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历经艰难终于回到长安。当年跟着他一起出发的百余名随从早已死的死,走的走,身边只剩下一个忠诚的助手堂邑父,还有他的匈奴妻子。派遣他出发那年,汉武帝还是18岁的翩翩少年,再见到张骞时,他已是而立之年的英武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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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纪录片《河西走廊》

张骞回来得正是时候,如今他是大汉天子手下最了解西域的那个人了。因为有他的指引和随行,卫青和霍去病攻打匈奴的大军,一路都能找到有水草之处,让士兵与马匹得到及时补给,“军得以不乏”。

赫赫有名的“漠南之战”后,张骞获封博望侯。

但这个爵位只跟了他两年——两年之后的公元前121年,在与汉朝另一位名将“飞将军”李广兵分两路出征匈奴的战役中,张骞因接应战败的李广部不及时被治罪。根据当时的法律,张骞被判死刑,但可以用钱财和爵位赎罪。最终,张骞被降为庶人。

这一段“低谷”经历,在张骞的传奇故事中很少被特意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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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纪录片《河西走廊》

但恰恰是在张骞被贬之后,才真正开启了他“凿空西域”的壮举。

此时从汉朝疆域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基本打通,张骞带领着规模更大的使团再次出发,游说另一个潜在盟友乌孙,同时派他的副使们带着厚礼分别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也邀请西域各国的使者们前往长安一睹大汉风采,大汉与西域的往来日益密切,从此渐渐贯通了名闻遐迩的“丝绸之路”。

回看张骞的两次西域之行,他最初的目标全都没有实现,却以另一种方式更为深刻地改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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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立足长安,面向西域”

从东天山到西天山,他们都经康居抵达大月氏

镜头拉回2000多年后的西安。

1991年,国际著名丝路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访问西北大学时,提了一个问题:既然说月氏的故乡在中国,那么,中国境内月氏文化的考古遗存在哪里?

此问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系统做过这方面的考古工作。从西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王建新当时也在现场,对这个问题印象深刻。

他开始搜集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并决定:从中国境内的月氏文化开始做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一路找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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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乌孙古道 图据IC

1995年,王建新担任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后,提出一个方针:“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他们先后在甘肃、新疆等地寻找中国境内的月氏文化遗存,陆续有重要发现。

王建新认为,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在东天山地区先后分布着两类游牧文化遗存,月氏的文化属其中之一,但“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必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与东天山的文化遗存系统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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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西迁大致路线 制图/丹丹

于是,从2009年起,他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中亚,进入阿姆河以北的西天山地区开展工作。

通过“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的方式,他们先是遍访面积广大的中亚几国,了解环境、风土人情、交通等各方面的情况,再逐步缩小范围,从大区域收到小区域,最后定位一个确定的考古点,进入“精准挖掘”阶段。

突破出现在2015~2016年。

由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中乌联合考古队,在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遗址,发掘了数座规模大小不一的墓葬和房址,考古专家们根据年代、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判断:它们很可能是古代康居人的墓葬和房屋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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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逃离匈奴之后,便是先到了大宛,然后经过康居,再找到了大月氏。如今康居的遗址已在眼前,大月氏或许也不远了。

2016年秋,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的苏尔汉河流域再次调查过程中,在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发现了一处被当地居民盖房取土破坏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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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拉巴特墓地。其所在的拜松盆地,离《大唐西域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铁门关不远,地处西天山南麓山前地带,地势平缓、水源充沛,具备古代大型游牧聚落存在的环境和资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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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特墓地和部分出土随葬品(右上角)

2017~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拉巴特墓地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异常丰富的随葬品。综合对比碳14测年数据后,考古专家们认为这片墓地的主体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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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了拉巴特墓地的文化面貌、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之后,来自天山另一侧的某段记忆被唤醒了:

早在十多年前,王建新和他的团队就在中国新疆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两侧地区,陆续发现了4处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应属古代月氏、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的最高等级的王庭、单于庭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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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脚下的大月氏定居遗址 拍摄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图据图虫创意

中国新疆东天山的那几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与乌兹别克斯坦这处位于西天山南麓的拉巴特墓地文化遗存面貌十分相似,并且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另外,该墓地女性的陪葬品多于男性,也与史书中关于大月氏有女王主事、中亚古国“贵女子”的记载相吻合。

历史呈现出某种戏剧性的巧合:两千多年前,张骞在康居之后找到了大月氏;两千多年后,王建新等考古学家也在发现康居的遗址后,找到了大月氏的遗址。

东方视角照亮“黑暗时代”

丝路研究,只有西方视角是不完整,不真实的

苏尔汉河是中亚阿姆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市附近汇入阿姆河。

苏尔汉河流域所处的阿姆河以北,正是《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的“妫水北”一带。而这一带加上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以南区域,在西方古代文献中,则属于巴克特里亚北部地区。

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西方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千城之国”,历史上该地区曾先后被多个来自东西方的文化人群所入主——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将该地区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公元前329年,更加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此,开启了该地区的希腊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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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死后,塞琉古王朝和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又相继统治过该地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一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进入,导致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

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就是大月氏。而大月氏当时击败并使之臣服的“大夏”,便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

约公元1世纪上半叶,贵霜王朝建立,经近百年的扩张,发展为地跨阿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贵霜帝国,成为当时与汉、罗马、安息(帕提亚)并列的欧亚大陆四大帝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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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7日,上海震旦博物馆展出的古代印度贵霜王朝犍陀罗国的佛教造像。

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化时期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历史,西方和中国古代文献均有记载。但西方古代文献对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贵霜帝国建立前(约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公元1世纪前半叶) 的历史记载很少,于是西方学者将该阶段称为“黑暗时代”。

在这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贵霜帝国是大月氏的某个分支建立的吗?此前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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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查延的壁画,推测是描绘的月氏、贵霜骑兵的形象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考古队就已联合当地考古机构,在阿姆河北岸的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区域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

这片河谷平原是北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核心地带,分布有青铜时代至中世纪的百余座古城遗址。但在近百年的考古工作中,这些考古队虽然发现了许多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重要城市与要塞遗迹,却并未在该区域发现同时期的大型墓葬,仅发掘了零星的小型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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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现场

人都葬到哪里去了呢?许多考古专家倾向于认为:大概由于那个时期,当地人普遍采用天葬和火葬,所以少有墓地。

但中国的考古专家们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和缜密推导,提出了新的思路——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后,巴克特里亚地区人口不断增加,而河谷平原可灌溉的耕地面积有限,为了不占用宝贵的农田,他们应该会选择去河谷附近的高地上埋葬死者。

2018~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队果然在苏尔汉河上游东岸的阶地上,找到了一处主体年代为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大型公共墓地——谢尔哈拉卡特墓地。该墓地范围约5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青铜时代之后最大的古代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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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哈拉卡特墓地与出土文物

此后,中乌联合考古队继续沿着苏尔汉河上游东岸进行区域考古调查,又相继发现和确认了提什克特佩、契纳尔特佩、库尔干特佩、卡拉伊尔特佩等包含贵霜时期遗存的遗址。其中,库尔干特佩和契纳尔特佩属于首次发现。

根据这些新发现掌握的考古资料,并结合东西方古代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记载,王建新等考古专家们谨慎而有力地回答了那个重要问题。

“作为希腊化巴克特里亚遗民一部分的早期贵霜人是农业人群,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生活在这一平原;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到阿姆河以北的月氏人是游牧人群,生活在苏尔汉河流域、瓦赫什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和山间草原。”王建新说,“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大月氏对包括贵霜部在内的大夏 (巴克特里亚)五部实施的是间接统治,大夏五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后的贵霜王朝是贵霜人建立的,不是月氏人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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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巴里坤草原秋色 图据IC

熟悉王建新的人都知道他对丝路研究“东方视角”的执着。100多年来,欧洲、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们对“丝绸之路”进行了大量研究,直到今天,丝绸之路研究的话语权仍主要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

“但既然丝路是东西方文明交通交往的通道,只有西方视角的研究就是不完整、不真实的,要加上东方视角才能真正复原丝路历史。这就是中国人做丝路考古研究的意义所在,也是魅力所在。”王建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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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新(前排左起第四位)与学生们此行与乌方工作人员合影

明年,王建新们还会再次西行,对上次新发现的契纳尔遗址做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同时继续进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考古调查。“主要的目标是要解决古代月氏、贵霜、吐火罗,他们之间的关系,认真收集考古学的资料和证据,完善我们的证据链条,让我们的观点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王建新说。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部分图据受访者 编辑 乔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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