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歌手张英资料 歌手张英演过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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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演员刘晓庆的口述，讲述她的演艺事业以及人生中的大起大落。

刘晓庆的传奇，也是当代中国传奇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性，她在“文革”年代生长，经历了反物欲的计划经济，物欲至上的改革年代，从事业到爱情到婚姻，她胆大妄为、我行我素，从下乡知青到文工团演员，从电影明星到加入中国作协，从亿万富姐到阶下囚徒，最后再次回到演艺圈的中心舞台。

本文是作者早前（2012年）对刘晓庆的独家专访。

我的荣誉都是电影给的

中国电影一百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秦城）出来，正好碰到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当时我真的是好感谢电影这个行业，给了我很多很多机会和荣誉，我的一生都是电影给的。

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电影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比如中国电影百年，各种各样的奖励，都有我在里面。我拍的好多电影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经典片。

比方说老一代电影演员，他们受到时代的制约，可能最红火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了，原来的演戏道路断掉了，必须改路子，从演城市爱情商业片改为演工农兵电影。

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演员，像谢芳、王晓棠那一代，演到很好年华的时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然后电影全部停了。“文革”之前毕业的那一批电影学院的优秀学生，浪费和耽误了十年。然后我们这一代演员，就长大了。

我们这代演员，潘虹、徐松子、陈冲等这批演员，很容易，顺顺利利地，拍了几部电影，就红了。这里面，有我们自身的努力，也有改革带给我们的幸运。我的个人成长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发展史。

突然就红了

《小花》剧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没有娱乐这个词汇。电影、文学、艺术是放在文艺战线里头的。从学者、媒体到电影圈里头的人，都把电影当成艺术，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革”结束，改革正在酝酿，人们的生活刚刚有一丝松动，日子很单调，人也很单纯。

那时候，明星和影迷之间没有清晰的距离和空间，很多规矩和标准，要在20年以后才确立起来。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读者来信用麻袋装，我根本看不完，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全身。

在拍完《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后，我发现自己不能出门了。在街头饭馆和朋友一起吃顿饭，楼上楼下和过道里，都围满了闻讯而来的影迷，根本无法下楼。等我在朋友的保护下杀出重围时，身上的衣服被狂热的观众撕烂了，墨镜和帽子早已无影无踪，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神秘的大佛》问世后，这部武打片拿下了当年电影票房冠军，电影学者、批评家和媒体认为这个电影不是艺术片，是一部商业电影，批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扣上了这个帽子，等于彻底否定了这部电影。

我当时认为，观众需要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好影片，同时也需要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好影片。就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谈到拍《神秘的大佛》时的思考和辛苦，结果被编辑删得一干二净。

我当时想走演技派演员的道路。我觉得演员是演出来的，就像祝希娟，她不是很漂亮，但是人家就会演，《吴琼花》只有她演最合适，当时我觉得要做这样的演员。接下的《原野》，我在这部电影里演花金子，让我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

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以及浅薄。后来的结果证明，《原野》接对了，让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

当时，《原野》的作者曹禺，看了电影很感动，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的比我写的还要好！”

八十年代的个人奋斗

《原野》在电影界内部放映了几场，看电影的专家学者反应十分强烈。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加拿大、意大利都买了这部影片的版权，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原野》获得了“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但受当时清除精神污染背景的影响，《原野》却在国内停映了，不允许在国内发行。

《原野》被禁后，各种猜测、传说不胫而走，最多的说法则是说我们拍了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香港的一家杂志登了这些消息，日本的报纸又转载了这个新闻。人们相信谎言比相信真理的程度要深得多，大家都坚信不疑，并且争相传播。

可事实真相是我根本没拍过裸体场面。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别人相信，也没有人听我的解释。在流言满天飞的日子里，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公布名单以后，被北影厂拿掉了。

后来，上海《文汇月刊》的梅朵、余之的提议，让我写一本传记。我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了一间房，拔掉了电话，花三天时间写了《我的路》，发表在1982年6期《文汇月刊》上。

这期杂志被一抢而空，加印了两次，还是供不应求。《文汇报》也开始进行连载。《我的路》发表后没过两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那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

接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先后都发表了批评文章，各省市报刊也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及编者按。许多人在文章里批评我“鼓吹机会，这是宿命论。”有几家省报因转载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级批评，在报纸上做公开检查。

原来想出版《我的路》的7家出版社，也取消了出版计划。我没想到，区区三万字的《我的路》，会引起那么大的麻烦。我怎么也想不通，写篇文章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有什么错误。

现在回想，《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轩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在三十岁就写了一本自传，让电影界、文艺界、媒体的老同志不满意、生气了，觉得我太狂了，找借口教训下我。

感谢改革开放，最后，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我获得了新生和解放，不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接连演了电影《芙蓉镇》和《红楼梦》。

《芙蓉镇》剧照

艺术重要，生存也很重要

1980年代，除了富起来的个体户外，中国人当时的收入都很低。

我的工资每月只有50元。在农场插队当农民时每月工资27元；参军以后每个月津贴6元，六年后提了干部，工资涨为56元。调到北影，又降为50元。

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时候，我是北影厂派出的演员，不拿一分钱片酬。这两部电影是属于合拍片，投资方和导演团队来自香港，演员香港、大陆都有。在待遇上实行一国两制。

大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香港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大鱼大肉、青菜和香喷喷的白米饭。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后来我很生气，就提出抗议，然后我享受到了香港演员的同等待遇，吃到肉、鱼和米饭。但我要求给剧组的大陆工作人员统一实行香港工作人员的待遇，没有被批准。

作为当时中国最红的女明星，我表面风光，却买不起衣服，住不起宾馆，吃不起好的饭店。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请我去演出。但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我一律拒绝，我没有时间，没有心境，何况也没有衣服穿。

那段时间，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外婆当时已90岁高龄，父母均体弱多病，妹妹在法国念书，3岁的孩子也在我家里，六口人的开销生活，我都要负责。在外拍电影从来没有酬劳，钱都直接给了北影厂。而生活光凭50元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拍电影北影厂不给演员提供服装，那时候演员也没有商业赞助。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人，请我去河北邯郸演出。他们说演四天二十五场。每场五十元！一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被吓住了。

当时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员参与社会演出，一个演员每场二块钱。我考虑到自己在拍戏，还是回绝了邀请。3天后，这两个人开出了每场150元的价钱。两秒钟后，我点头答应了，跟剧组里的副导演商量，把自己的戏份调到一星期以后，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华、唐杰忠、苏小明等北京文艺界的人，一起坐火车去了邯郸演出。

我表演唱歌，150元！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钱！钱太容易挣了。第一次走穴，就拿到了3700元人民币，这在1983年的中国，可是一笔巨款。

因为天南地北的走穴演出，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录了五盒歌唱磁带，其中《刘晓庆的歌》还获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

我记忆里最长的一次演出“走穴”，创下了中国演出市场的最高记录，每天至少六场，多的时候八场，一共连演了四十七天。演出一场紧接一场，演员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

靠着演出的原始积累，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买了车、房，还把四川的亲人都接到了北京。

1995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宣布下海经商，当老板拍起了电视剧，出品和拍摄了《火烧阿房宫》、《逃之恋》、《火凤凰》等电视连续剧。

做生意和做演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做生意是理性思维，做演员是感性思维，当时我非常年轻，又是一个女的，在生意场坐都坐不稳，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打下了一个晓庆王国。

回首当年的劫难

当时《福布斯》杂志中国百名富豪榜刚刚开始，第一年我第42位，本来我很引以为骄傲的，第二期排名第43位，第三期我就被抓进去了。

当我在秦城监狱的时候，觉得很不好，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后来心反而特别宁静和坚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钱、没有名，只不过是到名利场上逛了一圈，再回到原处。

秦城没有什么事儿干。结果我就跑步、看书、学英文。

在秦城的那些日子，看到电视里放的电影，我就想，可能我一生都不会再演戏了。因为我进秦城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我是1955年出生的，当时45岁了，对演员来说，过了演戏的黄金时代了。

按道理说，我名义下的那些公司，我根本就没有参与过运营管理，这些公司有直接的总经理、经理人负责，它在经营上和所有的公司一样，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国家的税法不健全，法律不健全，如果按照对付我们的标准，基本上家家公司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曾经人家说我是影视圈的第一老板。可见我企业做得还是很成功的，不然怎么会有税的问题。其实我主要是做房地产，涉及各个领域，加湿器、服装、化妆品，影视公司是最后才成立的，就是这个小公司，有税的问题。

当时我就觉得，我从另外一个领域，证明了我的才华。这个税案并不是说我做生意不成功，恰恰证明我是成功的，因为有收入才上税嘛，一个注册只有50万的小公司，是我公司里最小的一个公司。

我名义下20多家公司，他们就查了其中最小的文化影视公司。作为我个人，是一分钱的问题都没有。我只是被他们请到看守所，强制配合接受他们的调查。

出来以后，发现自己欠了好多钱，我也没慌。现在回想，出来的那段时间，恰恰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段经历，我觉得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但当时在秦城里面不会这么想。

我做到了“咸鱼翻身”

一般来说，一个演员，有我这样的经历以后，艺术道路是要夭折的。我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很多人都觉得我完了，有的说是咸鱼浮水，一看死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拍了好多戏、电影，仍然受到大家的欢迎，活跃在影视战线，我觉得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演员这个职业是我可以掌控的，也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一心一意做演员，在很短的时间里，接拍了《281封信》、《永乐英雄儿女传》、《大宋碑歌》、《谁主沉浮》等近千集电视连续剧，回到了影视圈。

那会儿我欠债累累，就是跑码头嘛，只要给我钱，我什么戏都演。朋友们都特别理解，他们都知道我缺钱。我拍了好多电视剧，培养了不少年轻观众。过去电影的观众，也没有丧失。作为一个女演员，在创造不同的艺术形象上，我还有很多可能性。

我还打算写第三本传记。出传记也是为了以后人家拍我的自传电影方便，现在已经有好多家公司联系我，想拍我的传记片。至少我活着的时候是不同意的，但死了以后就不好说了。我的野史又特别多，我想还原真实的自己。

《我的路》、《我这八年》以后十几年里，我没写过一个字。那个媒体上的刘晓庆，张牙舞爪，咄咄逼人，叱咤风云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说我和每一个我所合作的导演睡觉、生活作风不正派；偷税漏税，离婚，打观众、同记者吵架……，都是瞎编的八卦，不是真实的，我看那个刘晓庆，我觉得都是在说另外一个人，不是我自己。

我有过很狂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觉得自己名扬天下、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见到记者就打架，恶名远扬。现在我的个性还是很张扬，但在公众场合收敛多了，不会再那么锋芒毕露，伤到别人就不好了。而且现在影视圈这山还有那山高，人多，竞争激烈，不像当年，就那么几个人。

我把第三本书命名为《我的N次危机》，因为尼克松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六次危机》，后来我一想我才不止六次，太多次了，这本书是肯定要写的。

初中就去农村当知青

我受父母影响比较大，对别人的优点特别敏感。我父亲是一个医学教授，性格很温和，我的母亲是教育学院毕业的，是四川体育学院附中的校长，性格非常好强，对我和妹妹要求特别高。

我们家里只有我和我妹妹，如果我们在学校，比方说拿回来的成绩单，小学不是双百分，是99，我妈妈脸就垮下来了。我妹妹都是双百，我经常还会因为一个标点符号错了，只拿99分。所以，我们家里是慈父严母。

由于我母亲的教育，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看长篇小说，比较早熟。

后来，差不多初中毕业，我们下乡去当知青。初中，我读的是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初中班实际上招了我们这一班，下面还有一班。

读完了初二，一半学生分到边远地区做普通农民，一半学生去少数民族地区做农场工人，每个月29.5元，带薪劳动。因为拿工资，所以干的活是全天的工，非常辛苦。我就记得，当时玉米叶子边缘有很多尖齿，我在摘花粉的时候，玉米叶子尖从我的眼球当中划过，整个世界就变成一片血红，我想眼睛肯定完了，而且根本没有人帮忙，因为谁都有一堆活要干，都是一个人管两亩地。

当时我在地里蹲了好长时间，眼睛很疼，流了很多泪，幸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当时指望当地的男农民来帮我干活，这样我就嫁给他，谁对我好我就嫁给他，结果没有。因为当地农民，不会看上我们这种娇气包，他们都喜欢身强力壮的，能够干活，拿600个工分的女劳力。农村妇女很辛苦，下地干活，喂猪、做饭很能干，然后还要照顾家庭。像我们这种娇气包，干活根本就不行，花拳秀腿，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父亲是中医，是体育学院保健系主任，我跟父亲学过针灸，当地人有中暑晕倒的，我有时候就给他治一下。后来声名传出去了，经常有人找我看病。人家来找我，我就翻书看，你哪儿疼，应该是扎哪儿。后来因为表现好，我还得了一个农场的“五好工人奖”。现在回想，我拿过那么多奖，除了杰出华人奖，就是那次“五好工人奖”印象最好了。

扬琴让我当了文艺兵

在农村干活的那段时间，我没有放弃希望。每天晚上，我会望着星空，觉得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星。我带着扬琴，我的专业成绩太优秀了，我不能丢我的专业，每天晚上，我就在操场上坚持练习扬琴。自己打扬琴自己唱歌，好多当地农民来听。后来修襄渝铁路，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我在宣传队当队长，在修铁路施工现场演出。后来，军队普及样板戏，到处招演员，就听说我这个农场，有个人是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会弹扬琴唱歌。然后他们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当兵？

农场这边不放人，怎么办？他们问，你敢不敢跑？我说怎么跑？他给我留了一个名字，让我去达县军分区找他。当天晚上，我和宣传队的人吃了一顿铁路上那种民工饭。第二天，我带着扬琴，就坐了一个货车，到了达县军分区。

我本来在学校成绩就挺优秀的，主科是扬琴，钢琴和声乐是副科，舞蹈也很突出。十八般武艺一使，就把部队面试的工作人员，给震住了，当天我就穿了军装，就这样当了兵。当时我父母还是牛鬼蛇神被批斗。

当兵很辛苦，当兵第二天就拉练，一百多里路，走到后来都睡着了。经常是紧急集合，两分钟，你就要把所有包打上，要到外面去站着。我也是一个好强的人。所以我当了十年兵，这种磨难，使得我真的觉得是无坚不摧，觉得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所以才养成我现在这种性格。

在军队，我后来又被分配到图书室管图书，看了好多传记，比如《第三帝国的兴旺》、《巴顿将军传》，《拿坡仑战役》，当时看了很多这些书，对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后来，我成为了部队宣传队队长，工作弄得也挺火的，是样板，然后从达县分军区调到四川省军区，从四川省军区调到成都军区的战旗话剧团，前前后后调了七八个单位，最后到了北京，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每个人的人生里，有很多小的机会。你只要抓住很多小的机会，大的机会就会到来。我当时不知道，我将来能够变成电影明星。当时根本没有想这个事儿，就是一步步，工作做得最好，把自己的路走好。人生在不同阶段，到了一定程度我就对自己说，你应该做新的事了。

生活中，我本人脾气是很好的，大家都不会相信。性格属于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朋友对家庭、亲友都很好。我只是在工作上特别严格，有的时候很尖锐，没有办法，就好比一个医生要治病救人，在开刀的时候，助手要是叉子、剪刀拿得不对，医生会一下子甩出去，因为要争分夺秒救人嘛。我们拍戏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在影视圈里，我不仅不潜规则，我还帮了好多人。当今的好多大腕，其实都是我发现，我先提携他们，帮助他们的。

经常有人问我多大，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我多大。我经常觉得，我好像有200多岁了，因为我已经活过好多个不同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