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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主战场

（一）活动在西线的湘军是天国的头号死敌

1853年初咸丰帝下令“各举在籍绅士，一律治团”，在籍侍郎曾国藩奉旨至长沙，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他认为传统团练系民兵组织，战斗力甚至不及绿营和八旗，于是乎便以其家乡——湘乡的练勇为基础，招募质朴农民为士兵，以当地儒生为军官，按照戚继光之法采用营制组建新军，并朝夕操练，新军号称“湘勇”，史称曾胡系湘军。湘军成立之初，水陆兵勇一万七千余人，经十一年的发展与锤炼，至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时拥兵一二十万，超出同时期淮军和楚军总兵力的一倍多，成为当时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支军队。湘军之所以能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不单是其兵力雄厚，实力强大之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以下三点。

影视剧中刻画的湘军作战情景

1.摧毁太平天国鄂东、江西、安徽三大根据地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率刚刚练就的水陆兵勇，从衡州出发进抵长沙，拉开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序幕。此前太平军溯江西上，沿长江两岸徐图进取，已然占领了苏西南、皖南、赣北、鄂东、湘北等广大地域，控制了南京至岳州段长江，岳州至湘潭段的湘江的制江权，为其下游京畿腹地提供了一千多公里的上游战略纵深空间。湘军出山之际，太平军正对湖南用兵，意在平定湖南，以此为跳板南下两广，西进川蜀，东制赣闽，檄定南九省。眼瞅着清廷将丧东南半壁江山之际，初出茅庐的湘军在湘潭战役中折毁太平军入湘主力林绍章部数千人，一战便逆转了双方的攻守之势，西征军自此无力再图湖南。后湘军大举反攻，克岳州，陷武昌，占田镇，围九江，太平军失地千里，尽失鄂东。危急时刻，天才干将石达开于湖口、九江两地大破湘军，重夺战争主动权，三克武昌，收复鄂东，新辟江西根据地，天国由此进入全盛期。天京内讧爆发后，湘军趁机反攻鄂东和江西，于1856年底攻陷武昌，鄂东随即沦丧；1858年5月九江失守，江西根据地崩溃。1858年9月，湘军进入安徽根据地，双方在此拉锯作战近两年，战略上处于均势状态。1860年夏，湘军趁太平军主力二破江南大营及东征之际，出重兵围困安庆，经一年多苦战，于翌年9月攻克安庆。安庆失守后，安徽根据地再无险可守，于1862年5月全部沦陷。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先后开辟了安徽、鄂东、江西、苏杭四大根据地，除苏杭外，其余地区均是湘军独立作战克复的，湘军之功绩冠绝群雄。

太平天国西线三大根据地示意图

2.夺得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首功——攻陷天京

太平天国实行军师负责制，军师是朝纲之首领，即政府首脑，总理国务，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建都天京后，杨秀清以左辅正军师身份开府治事，军政律令皆出自东王府，臣下本章经杨秀清审阅后送至天王宫，洪秀全仅加盖国玺以示旨准，东王府便成为天国最高权力机关。天京事变后，翼王府、天王宫、干王府、信王府、勇王府先后成为天国军政中枢机构；上述王府皆驻天京，故天京自始至终皆为天国军事政治中心。此外，洪秀全有拜上帝教教主之名分，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精神领袖，定都后即宣布天京即为教众为之奋斗的“小天堂”，天京便被赋予了“新耶路撒冷”的名号，成为天国臣民心中的宗教圣地。天京集天国军政教中枢系统于一身，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太平天国战争几乎都是围绕着天京的攻防展开的。确保天京无虞也一直是太平军作战行动的首要战略目标，太平军为保卫天京而置其他战场局势于不顾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如1856年初，江南大营围困天京甚急，杨秀清飞檄调回正围困曾国藩于南昌的石达开部参加一破江南大营的军事行动，使入赣湘军及其统帅咸鱼翻身；再如1862年6月湘军进围天京，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援，李秀成被迫放弃唾手可得的上海，率军返回苏州，谋划解京围之战；1863年底，天京和苏州战事双双告急，李秀成率主力亲兵义无反顾地回援天京，仅留谭绍光等人领少数人马防守苏州。湘军围攻天京前，太平军在此经营近十年，已然将京畿打造为天国最坚固之堡垒；湘军集中主力精锐部队苦战两年多才于1864年7月19日破城，而在此之前的天国仅存的根据地——浙江和苏南，分别于4月14日和5月13日完全沦陷（湖州除外），天京是太平天国最后一个被攻破的战略中心据点。实践亦表明，清军不克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也就无从谈起。

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折射出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问题，即解决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则事半功倍，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战争层面。湘军攻破天京后，天国中枢尽毁，精神信仰大厦轰然倒塌，各地数十万大军瞬间群龙无首，其效忠对象和奋斗之目标悉数丢失，遂成散沙一盘，兵败如山倒，天国彻底丧失复兴之资本。如陈得才部在天京失陷后，东返意志备受打击，在鄂皖一带屡战屡败，二十万部众竞相投敌，陈得才于心灰意冷之际服毒自杀。另一实力派李世贤部在天京失守后转战闽粤亦是败多胜少，漳州一战所部几十万大军或死或降，李世贤只身潜逃至广东梅州，投靠其下属汪海洋，是时，天王父子俱死，干王殉国，太平天国既无领导核心，亦无权威中枢机构，各将领为争权夺利再起内讧，结果汪海洋杀李世贤取得南方太平军的最高领导权；但是内讧进一步削弱原本孱弱实力，也使诸多将士心灰意冷，南方太平军的失败最终不可避免。湘军克复天京即得“剿逆”首功，影响之深远，意义之大，绝无其他战例可与之相提并论。

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平面地图，红色方块为诸王王府

3.湘军歼灭了太平军的主力部队

杨秀清和石达开主政期间，湘军曾屡屡重创太平军，但太平军败而不溃，主力犹存，仍有抗衡湘军甚至是逆转战局之资本；如此一来，不但清廷剿灭太平天国的时间表变得遥遥无期，自身统治地位也面临极大地威胁。石达开出走后，天国中央权威被严重削弱，地方势力逐渐坐大，根据地私人化成为重要将领的地盘，继而脱离中央的管控而自成体系；根据地的独立化破坏了天国军政力量的统一性，整支军队分化为若干兵团，各兵团热衷守卫个人地盘，顾私而忘公，以往的协同作战逐渐成为过去式，太平军各部面临被敌各个击破的风险。1858年，洪秀全恢复五军主将制度，太平军逐渐分化为陈玉成、李秀成、韦俊、李世贤、杨辅清五大兵团，其中陈玉成和李秀成兵团无论是规模和兵员素质上远超其他三大兵团，是太平军当之无愧的主力部队。陈李联军先后取得浦口大捷、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天国在石达开出走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太平军军威复振，一度重夺战争主动权。

苏杭根据地开辟后，李秀成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地盘，思想开始变得乖张，对西线上游战事漠不关心，一门心思地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其失约致使“伐谋”的“围魏救赵”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破产，陈玉成无可奈何只能与湘军硬碰硬，湘军为消耗陈玉成的精锐有生力量，并不与之野战，而是据垒而守，使安庆守军和援军不得汇合，逼迫守军和陈玉成采用“添油战术”进攻他们事先修筑好的坚固工事。在陈玉成和湘军拼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作为新晋实力派的李秀成不思救援，在西线虚晃一枪后即将原计划救援安徽的兵力悉数投入东线战场，继续开辟新地盘去了，严重削弱了安庆战场上的太平军兵力。陈玉成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一度攻破湘军重重封锁进抵安庆城下，终因兵力不足未能攻破湘军最后一道封锁而功败垂成。陈玉成部历经赤岗岭、菱角湖之战及十数次大型攻坚战，精锐死伤殆尽，元气大伤，最终导致其败走庐州和寿州为叛徒出卖，被执身死。陈玉成兵团覆灭后，西线上游战场缺乏牵制湘军的有生力量，湘军得以从容进围天京，李秀成兵团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将士疲于奔波于东线和西线，时常顾此失彼，最终东西两线战局双双恶化。1863年6月从“进北攻南”战役败阵下来的的李秀成兵团主力二十多万人，在九洑洲南渡至天京的途中，遭遇湘军水师的截杀，最终仅有一万五千多人返回天京，李秀成兵团主力尽丧，太平军再无强大野战部队，其败亡已成定局。

声势浩大的陈玉成兵团

（二）安徽根据地是湘军进攻天京的必经之地

湖南既是湘军的兴起地，也是其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湘军由湖南东征镇压太平军，必经湖北和江西。武昌和九江失守后，太平军势力悉数退出鄂赣，湘军便以鄂赣之中心——武汉和南昌为中转基地，向东继续蚕食太平天国根据地，已达剪其枝叶，最终撼其根本，即克复天京的战略目标。理论上讲湘军出湖南后可经武汉北上至河南，再向东经皖北入江苏，再向由东向西南进抵至天京；亦可出湖南后向东过江西而入浙江，向北挺进至苏南，再西向挺进天京；然而这并不符合军事地理常识，路途遥远尚且不论，北上河南和皖北途径太平军重要盟友捻军活动区，易受掣肘，东越江西而入浙江，则需翻越江南丘陵和山脉，行军和补给困难重重，所以上述两条非常规陆路交通线并不适配湘军进取天京的军事行动。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在衡州和湘潭设置船厂，募练水勇，将此二地打造成为湘军水师的基地，湘军水师由此循江北上至岳州可入长江，自岳州顺江东下至天京依次经过湖北，江西和安徽。事实上湘军陆军面对太平军陆营并无优势，其综合战斗力强于太平军，关键在于拥有水师这一杀手锏，以民船和土炮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太平军水营根本无法抗衡船坚炮利的湘军水师，湘军在重大战役中战胜太平军，其水师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天京西北南三面均被安徽所包裹，从武汉、南昌至天京的常规水陆交通必经太平天国在安徽中南部的控制区。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失陷后，太平天国控制的皖中和皖南，即安徽根据地是湘军水陆两军进攻天京的必由之路，亦是太平军阻击其头号死敌以保京畿腹地无恙的核心阵地。战略上安徽根据地起到了屏障天京的效果，而地处天京下游的苏杭根据地，根本无法为天京抵挡湘军的兵锋，相反，天京在事实上成为了苏杭根据地的屏障，如果天京失陷苏杭根据地仍屹立不倒的话。

湘军由湖南、湖北、江西至天京的水陆交通都必经安徽

开辟苏杭根据地给天国带来诸多致命伤害

（一）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太平天国倾举国之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杭时，西线安徽的形势并不乐观，早在1859年9月，湘军就在一次试探性进攻中意外攻陷了拱卫安庆的重要据点——石牌，石牌的失守暴露出安庆外围防御圈的空虚，而此时陈玉成部正在与浦口一带与敌激战，湘军从容进围太湖、潜山等地。1859年12月，陈玉成自浦口回援皖省，与湘军战于太湖、潜山等地，初期太平军连败敌军，后湘军持续增援，陈玉成寡不敌众，被迫于翌年2月退出太湖和潜山，此时安庆西部防线业已崩溃，唯北部集贤关和东北方向之枞阳尚在太平军手中。陈玉成来不及挽救危局，便被调回天京参与二破江南大营之战了。1860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是时湘军正围攻集贤关和枞阳；陈玉成忧心安徽战局不利，欲救皖省，而洪仁玕和李秀成主张趁胜东征苏杭，洪秀全优先采纳李秀成和洪仁玕主张并做了适当改动，即一个月内收服苏南，然后主力回师西线，救援皖省。陈玉成部不但未能返回安徽战场，反而被纳入到东征军事行动中。1860年5月15日，太平军主力倾巢而出，东征行动进展十分顺利，但仍耗费一个半月才平定除上海以外的整个苏南。东征任务完成后，李秀成并未遵洪秀全之意回援安徽，而是贪攻上海，并派兵经略浙江，太平军主力就这样在苏杭地区又兜兜转转一个多月。6月20日，安庆东北门户枞阳失守，8月曾国荃攻破集贤关，进抵安庆城下，安庆完全陷入湘军的合围，陈玉成此时正在督军进攻杭州，闻讯后立即奏请洪秀全实施救援皖省的计划，在天京御前会议上，洪秀全通过了洪仁玕提出的四路大军会攻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的作战方案，此时距湘军东犯安徽已一年有余，安庆不但完全孤立，而且湘军早已构筑好坚固的围点打援阵地；在战场形势下，饶是陈玉成兵团强悍无比，也无可能单独击退准备充分且以逸待劳的湘军。

当陈玉成主力回援皖省时，湘军以堑壕壁垒拒之，陈玉成兵团救援失利，四路大军会攻武汉的“围魏救赵”计划又因李秀成失约而破产；陈玉成不甘失败，汇合各路援皖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与湘军大战十几场，终因兵力不足败下阵来。而此时的李秀成大军在皖南、鄂东和赣北兜兜转转数月之久，而无实质性地救援安庆的军事行动，安庆城破前夕，李秀成竟挥师入浙开辟浙江根据地去了。安庆保卫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二，一者皖省时局危急之际，陈玉成兵团被调至天京战场和苏杭战场，导致安徽战场形势进一步恶化，太平天国错失了救援安庆的最佳窗口；再者安庆保卫战的关键阶段，救援安庆两大主力之一的李秀成兵团坐视各路援皖太平军败亡而不顾，为扩展苏杭根据地将原本援皖的兵力悉数投入东线战场。太平天国开辟苏杭根据地显然是在以牺牲安徽根据地为代价的基础上实现的。

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胜利是以牺牲安徽根据地为代价获取的，图为安庆保卫战示意图

（二）开辟苏杭根据地无意中壮大了敌人的力量

1.湘军由仰人鼻息的“炮灰”摇身一变成为清廷的“擎天柱”

（1）无法出人头地的湘军

太平天国战争前期和中期，清朝正规军广泛分布在各大小战场，他们虽屡战屡败，不足以恃，但清廷并未强制其“下课”，在惩处环节常予以宽宥。众多正规军中朝廷最为倚重地是锲入太平天国京畿腹地的江南江北大营官兵，两大营于1856年夏被太平军摧毁，咸丰帝只是革去主帅向荣的湖北提督的虚职，仍将其留于钦差大臣任上，并宽慰向荣道“尤应重整兵威，力图进剿”。在朝廷的谅解和支持下，江北江南大营旋即重建，依旧被清政府寄予厚望。湘军和两大营官兵同属大清阵营，战略上属协作关系，但又为争夺攻克天京之头功，时常相互倾轧，这种合作又贯穿着恶性竞争的复杂关系是满清贵族集团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地主武装集团矛盾心态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清廷中意其强大的战斗力，欲抗衡太平军，则必用之；另一方面这支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强大武装于统治者而言绝非国家之福，令人不得不防，这既是囿于满汉畛域之见，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派的斗争。

清廷企图强悍的湘军在长江上游牵制甚至是消灭太平军主力，并与之火拼个两败俱伤，近水楼台的两大营则趁机收功，克复天京，在“剿逆”战争中夺得首功；一来为威严扫地的朝廷赢回颜面，二来防止汉人地主武装在弹压农民起义战争中无限制地壮大，进而危及自身统治，故以两大营为代表的清朝正规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还担任着防备和打压湘军的重任。清廷的如意算盘打得咣当响，可结果却是“昏庸”当道，“贤能”泣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所谓昏庸者即是将骄兵疲，文恬武嬉，腐朽不堪的两大营官兵，他们坐拥丰厚的粮饷，精良的军械，又得清廷的鼎力支持，却劳师縻饷，日久无功。反观生猛能战的湘军，战场上承受了主要的军事压力，损失颇大，功劳卓著，但私下却被八旗、绿营军所排挤和歧视，这些个战场上的怂包软蛋，搞起窝里斗那是绝对的行家里手，他们夺占湘军光复的地盘，蹭其战功屡试不爽，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为防授柄于人，引祸上身，只能忍气吞声；此外清廷对湘军亦是百般责难和掣肘，湘军系团练民兵武装，不享受正规军待遇，兵员、军械、粮饷等战略物资清廷优先调拨给绿营和八旗，绝少提供给湘军，其作战所需军械钱粮大多自行筹措；统帅和主要将领多是记名式封疆大吏，徒有职衔而无实权，湘军作战胜利朝廷大多予以名誉嘉奖，什么巡抚、提督，“巴图鲁勇士”称号，赏穿黄马褂等精神赏赐毫不吝惜地“批发”给湘勇将士；旦遇战事不利，清廷时常落井下石，严苛问责。饶是湘军强悍异常，受两大营和清廷中央的打压与限制，湘军是绝难发展壮大，并爆发其惊人的“小宇宙”；同时八旗、绿营糜费宝贵的战略资源而无建树，整个国家的战争潜能难以被激发，这也是清廷坐拥天下之利，却一直惨遭太平天国吊打的重要原因。

江南江北大营的存在使湘军长时间备受压制，图为两大营围困天京示意图

（2）二破江南大营使湘军困龙得水，拨云见日

江南大营长期围困天京，虽师老无功，但却死死堵住了天国东征苏锡常取江南膏腴之地的必经之路，太平军欲向天京下游扩展根据地，则必须拔除江南大营这颗锲入其东出要道上的钉子；因此摧毁江南大营成为太平天国东征开辟苏杭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趁势东下，溃逃至苏南的江南大营残兵及当地守军，望风披靡，太平军如虎驱羊，迅速席卷苏南和浙北。清廷彻底意识到未建尺寸之功，且屡犯大过的正规军实在难堪剿灭“发逆”之重任，眼前只能完全倚仗湘军逆转乾坤，保祖宗基业不受长毛“荼毒”。湘军及湘系势力对大清江山社稷虽有潜在的威胁，但满清贵族统治者与其同属地主阶级，双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实属尚未激化的阶级内部矛盾，利害程度远不如同太平天国所代表的农民阶级那般严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清廷和湘系集团的内部矛盾只能暂时让位于同太平军之间的阶级矛盾。

1860年4月，清政府署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6月改为实授，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皖南军务；1861年12月，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四省之巡抚、提镇以下悉归其节制，相当于在江南前线对阵太平军的清军均由其统一指挥，曾国藩由最初记名兵部侍郎的虚职，一跃成为权力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湘军，这支蛰伏七年之久，长期仰人鼻息，给正规军充当的“炮灰”的“民兵”武装，与其统帅一道时来运转；在清廷一系列优厚政策和待遇的滋润下，这条游弋于“浅滩”，惨遭八旗、绿营军戏谑的困龙，如沐江海，顿显龙飞九天之势。被朝廷赋予“擎天柱”角色后，湘军趁势集四省之人力物力发展壮大，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挡，终在天京一战给予太平天国以致命一击。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是一场失败的胜利，他们打死一条狼，却为自己招来一头虎，这场革命发展所非必需之胜利最终断送了天国的前程。

江南大营的二次覆灭标志着湘军集团的彻底崛起，图为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形势图

2.苏杭根据地的开辟催生了一批战斗力强大的反动武装

苏南和浙江是清廷的财税重地，太平军占领苏浙后，清廷如丧考妣，为求光复二地，清政府一方面催促曾国藩率军东下作战，另一方面与英法等外国势力眉来眼去，企图“借师助剿”。曾氏兄弟意专金陵，以求剿逆首功，不愿分兵至苏杭，曾国藩便向清廷举荐李鸿章和左宗棠代行；李鸿章欣然应命，返乡即依湘军兵制募练出一支听命于他个人的私人武装——淮军。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朝廷为扩充镇压太平军的军力，同时牵制曾国藩，以防其独自做大，便令湖南名士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左宗棠趁机在湖南募练了湘军的重要分支武装——“楚军”。淮、楚军入苏杭初期兵不过数千，后在清廷扶持下逐步发展壮大至数万之众，两军统帅十分重视近代枪炮的应用，他们通过英法侵略者购置大批性能先进的近代枪炮，所部军队战斗力迅速飙升，成为苏杭地区对抗太平军的主力。淮军开驻上海前夕，上海地区受太平军威胁严重，当地官绅勾结美国冒险家华尔组织了雇佣军——洋枪队，洋枪队规模不大，巅峰时期仅有区区五千人，但是他们装备先进，战斗力十分强悍，与太平军接仗，常能以少胜多；入浙作战的左宗棠楚军及浙江官商见装备了西洋火器，接受西式训练的常胜军在苏南战场屡战屡胜，便有样学样，与外国侵略者勾结成立了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等雇佣军武装；淮楚二军之所以以能在苏杭战场上百战百胜，与这些雇佣军的帮衬关系极大。太平军进军上海和宁波时，还遭遇了英法等外国侵略势力的镇压，苏杭地区的英法联军兵力仅五千人左右，但其作战力冠绝群雄，雇佣军和干涉军的作战行动直接导致太平军上海之役功败垂成及宁波的失守，中外反动武装盘踞在上海、宁波等“蚁穴”据点，趁太平军主力西援京畿，将“千里之堤”——苏杭根据地侵蚀地千疮百孔，致其崩溃。

陈玉成兵团败亡之际，恰逢苏杭大定，是时李氏兄弟兵团规模急剧膨胀，其部兵力虽众，但以流民及敌方降兵居多，乃乌合大众，故天国能战之兵实则有减无增。苏杭根据地面积较安徽根据地更为辽阔，有效作战兵力原本就不充裕的李氏兄弟兵团，被迫分兵把守苏杭各地，如此单位作战区域的兵力更为薄弱，极易被敌各个击破，此外李氏兄弟兵团的机动作战兵力进一步缩减，难以有效的集中兵力支援其他战场，对整体战局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天京保卫战期间驻守苏杭的太平军并非李氏兄弟的主力部队，但仍有数十万人，他们被牵制在东线战场而无法西援天京，最终被中外反动势力绞杀殆尽。在苏杭地区镇压太平军的中外反动武装，除英法联军外和腐朽不堪的清朝正规军外，其余均编练于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之后，它们的诞生与太平军开辟苏杭根据地有着必然地联系；英法联军干涉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军在进军苏杭地区的上海和宁波等城市据点时破坏了它们在中国攫取的非法利益。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太平军没有东征苏杭的军事行动，清廷苏浙财税重地俱在，淮、楚军、外国雇佣军也就没有组建之必要了，精明透顶的英法侵略者更无可能自甘为“炮灰”出兵助清廷“剿逆”；而李氏兄弟兵团的能战之士也不会在苏杭地区与中外反动武装死磕而产生不必要的损耗，若将这些精锐之师集中投入安徽及天京战场，鹿死谁手也未可知。

武装到牙齿的英法联军

（三）过早地激化了与西方列强的矛盾

1.暂时被压制的矛盾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英法美等列强先后到访，以探其虚实，并了解起义军对列强在华活动的态度。太平天国方面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并发展良好的商业关系，但明令禁止鸦片贸易，这点和列强通过开埠口岸与清方开展掠夺性贸易有本质的区别；关于是否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问题，天国领导人并未作明确答复，复函辞令也较为含糊，不过他们的真实态度却不言而喻，即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坚持奉行互惠平等的外交、贸易政策，势必损害了列强在中国牟取非法利益，这便是双方矛盾的症结之所在。不过列强使团通过实地考察及与天国领导人的交涉意识到了处于上升期的太平天国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对外国人是友好的，但涉及原则性问题时，态度又是极其强硬的；此外，太平军的活动区域与列强在华利益区相去甚远，暂无明显利益冲突；于列强而言，此时最合宜的做法是坐山观虎斗，待形势明朗再寻机选择站队，以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于是乎列强纷纷表示“中立”，不介入清政府和太平天国的纷争，太平天国和列强的矛盾暂时被压制而未过早显现出来。

2.太平军进取苏杭双方矛盾已避无可避

（1）太平天国开辟苏杭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1860年5月11日，太平天国诸王登朝庆贺二破江南大营，并在御前会议上商讨天国下一步的行动部署，众多主张中较有战略价值是西上援皖和东下取苏常沪，后者乃洪仁玕所提，得到李秀成的附议，洪秀全权衡再三，敲定一个综合性方案，即主力先行东征，限一个月肃清回奏，然后集中大部兵马救援安徽。洪仁玕的主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提出的，第一，当时上游战略形势不容乐观，湘军凭水师之利，建瓴而下，稳步推进，逐渐蚕食安徽根据地；太平军主力俱在天京，距离安庆近千里，加之敌人准备充分，又以逸待劳，与之交战一时难分胜负；而苏锡常沪相去天京不过四百里，江南大营初破，溃兵竞相东窜，已成惊弓之鸟，苏南守军系绿营和八旗军，战斗力孱弱，此时携二破江南大营之余威，挥师东进，苏南传檄可定。第二，攻克苏州、杭州、上海等地，从当地取得百万钱财置办火轮船及枪炮军械，再溯江西上，凭其装备优势碾压湘军旧式水师及陆军，平定长江上游，以固天国根本。

【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仁玕自述》

表面上看太平军东征苏杭是避难就易的顺势之举，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更深层次的战略目标，即另辟粮源赋税基地，满足天国的粮食需求，获得巨额财富，购置西洋先进武器，击败强敌，赢得战争；简而言之即是获取粮食、钱财、武器三大战略物资，这种意愿这在安徽根据地失陷后变得尤为强烈。

太平军两次攻打上海之役形势图

（2）上海和宁波是太平天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着力点

近代苏杭地区之富饶得益于自明清以来商品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兴起，其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有以下三种。①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主要分为粮食作物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商品及贸易经济环境下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然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核心，经济作物农产品便是苏杭地区最主要的原始物质财富。②贸易收入，该地区的贸易形式以对外贸易为主，主要出口物什是在西方大受欢迎茶叶及工业生产原材料蚕丝及棉麻等经济作物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结算方式主要是用白银或银元直接支付，交易完成后社会生产财富也由物质化完成了货币化的转变。③税收收入，主要有田赋（包含在农业生产产出的物质财富内）、关税、贸易税，其中关税和贸易税权重占比最高，甚至超过田赋及其他税种的总和，而且这两种税种都是典型的货币税。苏杭地区发达的商业贸易带动了经济作物种植业的繁荣，结果却挤压粮食作物的生产空间；早在明末清初，苏杭地区生产的粮食便不能满足自需，要从外地大量输入方能弥补缺口；由于当地对外出口产品的交易媒介主要是白银，社会生产财富也由物质化完成了货币化的转变，人们可凭货币从洋人手中购买粮食及工业化大生产产出的日常生活用品，不但省时省力，而且物美价廉；商品和贸易经济的盛行及社会财富货币化导致了苏杭地区不再拥有自然经济下自给自足的能力与动机；在此情况下，天国欲从苏杭地区获得粮食供给则只能依靠外贸进口，太平军所需的先进武器毫无疑问也需要从外购入。

进口粮食和先进武器需要充裕的资金和稳定可靠的市场。资金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在特定贸易环境下具有货币属性的重要商品，苏杭地区坐拥丰厚的原始物质财富，可通过商业贸易活动轻松变现，有些重要商品如蚕丝，关乎欧洲丝织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与列强的贸易活动中可充当货币直接换取一些洋货。无论是物质财富变现，还是使用货币及自带货币属性的商品进行进口贸易，均需要一个稳定可靠的买卖市场，即进出商品集散中心，在整个苏杭地区唯有开埠的对外通商口岸及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上海（宁波）可担此商业职能，更为关键地是上海（宁波）还是中国最主要的关税和贸易税创收地。因此攻取上述上海和宁波，依托其商贸之利进行出口贸易和征税的双重创收，再斥巨资从二地的洋行进口粮食和武器等战争物资，这对于上游屡受挫败的太平军而言，是其扭转日益险恶的战争局势并获得最终胜利的唯一希望。

太平天国时期繁忙的贸易港口——上海

（3）上海和宁波的得失关乎列强在华根本利益

1860年5月，太平军在攻破江南大营后举兵东征，仅一个半月就席卷了苏南和浙北，清军在该地区的据点仅剩上海一城而已。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的核心区域，也是《南京条约》开埠的通商口岸中，贸易成交量最大的城市，其地洋行林立，外商云集，战端一开，列强商业贸易或多或少会受影响；为消除洋人疑虑，李秀成在进军上海前夕曾致书各国公使，太平军攻打上海将保护外国商务利益及其侨民的安全，但英法侵略者并不理睬，反而与同是敌人的驻沪清军勾结起来，派兵协助其守卫上海，并公开警告太平军不要攻打上海，否则遭受武力报复。太平军因思想和军力准备不足，在攻打上海行动中遭受英法联军的攻击后，始终恪守对“洋兄弟”友好的原则，并未作出还击，而英法联军对太平军的示好并不买账，反而回之以变本加厉地屠杀，李秀成本人在行动中亦被击伤，第一次上海之役因英法侵略军的干涉无疾而终。

当时英法两国正与清廷在北方交战，它们对太平天国依旧奉行“中立”政策，双方并未交恶，李秀成也诚意满满地表示不损害列强的商业利益，保证在沪洋人安全，为何洋人们一反常理，对太平军攻打上海的军事行动横加干涉呢？究其根本是因为太平军占领上海会损害列强在中国攫取的非法利益，即掠夺性贸易利益和殖民利益。掠夺性贸易主要是指鸦片贩卖，这是列强逆转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殖民利益主要是在华开辟租界并享有驻军权及片面协定关税（控制上海海关实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诸多损害中国主权的非法权益。太平天国明令禁止鸦片贸易，奉行互惠平等的外交政策，不承认列强与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通过不平等条款牟取的非法利益；一旦太平军占领上海和宁波，列强对华贸易出超将迅速转变为入超，列强在沪经营近二十年的殖民利益也将因太平天国的不承认态度而化为乌有，这对以英法为首的西方侵略者而言是无法忍受之痛。太平军活动范围已经开始与列强在华利益区接壤并出现交集，双方利益矛盾已经无法避免。1862年初，从血的教训中醒悟的太平军经充分的准备，再次拉开攻打上海的战斗序幕，此次战役他们不再纵容英法干涉军的嚣张气焰，将其视之“洋鬼”，与对待“清妖”一样，坚决予以消灭；英法侵略军也干脆撕下“中立”的伪装，主动出击，双方至此完全交恶。

太平军占领上海将会给列强在华鸦片贸易予以致命一击，图为英国人的鸦片仓库

3.与列强过早交恶的不利影响

（1）双方交恶前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物资出口状况

西方列强宣布所谓的“中立”政策后，曾颁布法令禁止在华洋人向清廷和太平军出售任何战争物资；不过战争物资贸易（一般是军火）超额利润向来是不亚于鸦片贸易而远超其他种类贸易，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诱惑下任何原则和法律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列强并未严格执行自己颁布的贸易禁令，对本国商贾和中国内战双方或明或暗的贸易往来熟视无睹，列强和清廷、太平天国的战争物资贸易基本处于公开化状态，“中立”政策下对双方贸易持以公平态度的具体体现也由最初的同时对交战双方实施战争物资“禁售”转变为“利益均沾”。曾国藩募练湘军后，曾多次派人赴广东置办洋枪洋炮，洋人对清军的军火供给亦从未间断，湘军水师船坚炮利，屡战屡胜全赖洋人接济之功。太平天国控制区相较于清政府的体量如小巫见大巫，获取洋货的渠道更为狭蹙，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政府又屡屡照会列强严查洋商对“叛军”的走私贸易；而太平军为谋求对清战争的优势，对军火、粮食等物资的需求一直稳步增长；故流通至太平天国辖区的战争物资往往是供不应求，洋商向太平军走私的货物成交价格往往高出市面正常价格的好几倍，他们也就更倾向于同太平军做生意。

1855年英国颁布“中立法案”一年后，英法和清政府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双方互为敌对达四年之久，列强毫无疑问地紧缩对清廷的战争物资出口；太平天国方面则继续维持与列强的“友好”关系至1862年，在这一段时间内，太平军获取的军火等战争物资明显超过了清廷。曾国藩在1862年10月太平天国和列强交恶近一年时仍颇为感慨道：“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1860年6月枞阳失守后，安庆便陷入合围，太平天国援军无法与城内守军取得联系，自然无法为其补给军需，守军所用之粮米油盐军火药弹皆靠洋船接济，以至于湘军师老无功，围城一年而不得破；后清廷通过新设立的总理衙门反复向列强交涉，英国政府才严守“中立法案”，出动军舰封锁安庆江面，严防外商接济安庆太平军，守军补给彻底断绝，数月后城池失守。1861年8月，安庆及皖省沦陷在即，苏杭根据地新辟，粮米自给尚不足，实难接济他处，但天京仓廪皆实，无一空者，究其原因，乃进口洋米之利；列强对太平天国的粮食供应十分充足，双方的粮食贸易在鼎盛时期甚至供过于求，以至于洪仁玕在致英国驻沪领事官富礼赐的信中言道：“售卖米粮一事，查明现下粮仓借不用再买”。

太平天国通过与洋人的军火贸易获取的各式洋枪

（2）双方矛盾激化后列强对太平天国的贸易实施严格管控

太平天国与列强之间的矛盾被激化的直接恶果便是英法侵略军直接出兵镇压太平军，英法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十分强悍；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之役意外遭遇失败及宁波失守，联军的行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不过联军兵力太少，作战区域仅限于上海及宁波地区，在绞杀苏杭地区太平军的作战行动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但双方交恶对太平天国的打击却十分致命，这点主要体现在英法等国加强了对太平天国的贸易管控，首当其冲的贸易物资便是武器和粮食。太平军在上海和宁波地区与英法侵略军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后，英法政府决计不能容忍本国臣民向“叛军”售卖军火、粮食等一系列养敌为患的“卖国”行径，以往在“中立”这一遮羞布的虚假掩饰下，双方官方及民间几近公开化的贸易往来一去不复返；对太平军战争物资的供给几乎完全由贪利的“不法”洋商及外国官员以走私形式勉力维系，这种地下贸易活动还备受列强及清廷的盘查与严打，太平天国进口武器及粮食等关键性战争物资的贸易再也不复昔日之盛况。

太平天国和列强交恶的同时，清政府和列强也逐步走向勾结，列强忠诚地履行了对清廷的同盟义务，在严打洋商对太平军的走私贸易的同时，加大了对清政府的扶持力度，向其出售大批先进武器，清军所装备的枪炮数量及性能也开始反超并碾压对手，太平军长期相对于清军的装备优势发生了逆转，这也是苏南保卫战中太平军屡屡败于敌手的重要原因。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堪称军需补给的核心，列强对粮食贸易的管制使太平军的粮食供给量大幅度减少，这对革命战争的走向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缺粮直接导致李秀成“进北攻南”计划破产及饥肠辘辘的主力部队覆灭于九洑洲；此外粮草不济，非战斗减员严重，军队战斗力难以维系亦是苏南及天京保卫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后期重要据点的失陷均与粮食补给不足有关，图为湘军攻打太平军据守的城池

（3）失之交臂的历史契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兑现《天津条约》中开辟南京、镇江、九江等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港口，外国舰船可在长江自由航行等特权条款。清政府为防南京等地通商后成为洋商接济太平天国的口岸，故与列强商定，长江各口岸待官军戡平叛乱后再行开放，但是英法等国却显得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压，另一方面积极与太平天国接洽，试图使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提前开关。太平天国对通商事宜向来报以支持态度，对于外国舰船自由航行于长江的特权，太平天国在提出附加条件，即在事先通报太平军卫戍部队的前提下予以承认；太平天国还准许当时拜访的英国军舰驻泊天京，并给过往英船发放护照，英国船只完全可借机停泊天京并装卸货物。在英法列强的努力下，镇江、九江、汉口这三座太平军未能占领却频繁活动的地区实现提前通商，太平天国对列强的非原则性妥协也一度使天京提前开关成为可能，尽管太平天国严禁鸦片买卖，但是军火、粮食等战争物资完全可替代鸦片成为列强对华贸易的超额利润创收商品。如果天京顺利通商，它将有机会成为江南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港口和贸易中心，届时太平军足不出户便可轻松完成进出口贸易活动，获取巨额贸易及税收收益的同时购置其急需的枪炮、火轮、粮食等战争物资，而这一有利契机却在太平军进军上海与列强彻底交恶后化为泡影。相比之下，太平军不惜牺牲上游根据地，劳师费力征战上海、宁波等地区实属舍近求远，取鱼而舍熊掌的不明之举。

两次鸦片战争后被开放的通商港口示意图，天国首都天京（南京）赫然在列

安徽是太平天国最大的盟友——捻军的核心活动区

太平天国金田举义后，各地受压迫的贫苦民众备受鼓舞，纷纷揭竿而起，如两广两湖及江西的天地会、上海的小刀会、福建的红线军，安徽的捻军等诸多起义军搅得清廷焦头烂额，在全国范围内牵制大量清军，使其不能倾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众多义军中势力最强，和太平军关系最密切，对太平天国支援力度最大的当属张洛行和龚得树等人领导的捻军。捻军起义几乎和太平天国起义同时爆发，早期的捻军没有统一的组织，各地民众结捻后自成一军，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发展较为缓慢。1855年黄河决口，鲁南、皖北、苏北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纷纷入捻；同年秋，各路捻军齐聚亳州雉河集，推张乐行为盟主，张乐行依五旗军制对各路捻军加以编排，形成黄、白、蓝、黑、红五旗军团，总兵力达十万人；各旗之间互不统属，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名义上要遵从身兼总黄旗主的盟主张乐行之号令，捻军由最初的一盘散沙走向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势力开始迅速壮大。捻军全盛时期拥兵数十万，在众多农民起义军中实力仅次于太平天国，他们还打出明确地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旗号，并长期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或互为声援；清廷将捻军对其社稷的危害性列为与太平天国等同的最高危级别，合称二者为“发捻”，并视之为“心腹大患”。 捻军在安徽的活动极大地缓解了太平天国的战略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同清军的作战行动，其主要功绩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捻军士兵和清军作战图

（一）帮助太平军走出“内讧”后的低谷期

雉河集会盟后不久，清军便集中兵力攻下了雉河集，捻军皖北根据地陷落，盟主张乐行于1857年春遂率军南下皖南，向太平天国控制区靠拢。此时太平天国因内讧元气大伤，各地兵力不敷调遣，当时主持朝政的石达开有意收编捻军以为己用，便派正在皖南作战的陈玉成和李秀成部渡江北上，接应张乐行等。同年三月两军会师于霍邱，捻军表示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受其官爵，但不接受改编，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和领导系统；双方达成“听封不听调用”的协议后，便开始了联合攻打固始、正阳关、霍邱的作战行动。接着，捻军参加支援九江的战斗，同年十月，张乐行还配合了李秀成救援镇江的作战。同月，石达开率军出走，留守安徽和天京的兵力更加空虚，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整个战略局势急转直下。当时天国的两大实力派之一的李秀成部仅有六七千兵力而且多为老弱，战斗力堪忧，陈玉成兵团实力稍强，也仅数万人而已，以这点兵力想拱卫安徽至天京的千里战线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窘境下，李秀成仍能数次东援天京，而陈玉成则两度转战湖北，陈李二人之所以对皖省大本营无后顾之忧，皆赖数十万捻军镇守皖中而屏障皖南之功。捻军在石达开出走安庆后，一度成为皖省抗清主力军，这一客观事实就连后期疾恶捻军，将“天国坏者”看成是“招的张乐行之害”的李秀成也不得不承认。

【此时翼王在安省远去，幸我招张乐行龚得树这班人马，声称百万之众，是以天王降诏来寻，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李秀成自述》

此外，清军方面评价捻军予以太平军的协助时更是一阵见血地指出“捻为粤逆前导，抗拒官兵，身罹锋镝，而粤逆则坐享其利”

1857年底，捻军内部发生分裂，黑、红、蓝三旗率军返回皖北，而黄、白二旗主力则继续留在皖中和皖南，协助太平军作战，他们几乎参与了太平军在安徽和天京外围所有的重大战役，尤其是在三河战役，捻军出兵近十万人，超出陈玉成和李秀成兵团总兵力的数倍，捻军战斗力虽不如太平军，但是在庞大的数量加持下，综合作战能力亦不容小觑，此役湘军六千精锐悉数战殁，捻军功勋卓著。太平天国也彻底扭转石达开出走后的颓势，并夺回部分战争主动权。

天京内讧后南下皖南与太平军协同作战的捻军领袖——张乐行

（二）长期为太平天国扼守北方门户

1857年底，捻军分裂后，不愿与太平军协同作战的捻军返回皖北亳州一带，开始向豫东及鲁西、苏北方向发展，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皖北为中心，西起伏牛山区，东至沂蒙山区的势力活动范围，与活动在皖中、皖南一带捻军遂成呼应之势。皖中及皖北是为江淮地区的核心地带，亦是北方清军南征太平天国的必经之路，常言道：“守江必守淮”，捻军战斗于此，不但严重掣肘了清军自江淮南下进攻太平军的军事行动，还能在清军进入江南预定战场前发现其活动轨迹，为天京方面的太平军提供有效的预警；捻军俨然成为势力范围集中在江南地区的太平天国之北屏障。长期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于江北战场的清军悍将僧格林沁无奈地指出：“前此粤捻各树旗帜，近年彼此相通，联为一气，官兵在北，粤匪在南，捻匪居中以为粤匪屏蔽”。

晚清时期，清廷正规军中仅有僧格林沁部的蒙八旗马队保有一定的战斗力，尚可与太平军一战；僧格林沁挫败强悍的北伐军后，却始终不能南下襄助皖南、苏南、苏北的官军进剿太平军，其根本原因在于捻军的活动牵制了其主要兵力。僧格林沁一生最大的敌手不是身经百战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亦非武装到牙齿的英法侵略军，而是捻军这群战斗力不强，规模却十分庞大的流民武装，这位清廷的“铁帽子”王爷为“剿捻”甚至赔上了身家性命。曾任广东巡抚的黄恩彤一针见血地向清廷指出捻军之于太平天国气数的意义，即 “我兵方与长发争淮南……我兵之在淮北者,又因与捻匪相持 , 被其遮阂,而与淮南之兵声势不相联接，此最兵家大忌……欲定江南，当自淮北始；欲歼长发，当自捻匪始。”有鉴于此，湘军将太平军势力逐出皖南和皖中后，便积极向皖北推进，防止捻军南窜策应太平军，后在苗沛霖和僧格林沁的阻止下，方才罢手；僧苗二人联手剿灭张乐行部捻军后，捻军势力逐渐淡出皖北，天京失陷后与太平军残部合编为新捻军，新捻军放弃根据地，与敌长期进行运动战。张乐行败亡后，太平天国控制区及周边范围内再无强援，太平军陷入孤军奋战的险境中，这也是1863年初，李秀成二十万精锐突入安徽实施“进南攻北”作战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太平军在苏杭根据地虽有天地会等起义军策应，但它们的武装规模普遍较小，多为数百及数千人，与捻军动辄数万数十万人的队伍无法相提并论。

黄线所圈地区为太平天国时期捻军的活动范围，位于太平天国控制区的正北方，为太平军抵挡了清朝正规军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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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安徽根据地在地理位置、政权建设、后勤补给、军事发展、战略地位等诸多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方面相较苏杭根据地有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其得失直接关乎着天国的生死存亡，据之锦上添花，弃之无伤根本的苏杭根据地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实际上坚守安徽和经略苏杭在战略上并不矛盾，只是以李秀成为主的天国领导人在实操中没有做到二者并重，过分注重东线而坐视西线形势恶化，贪攻上海等地，又频频为己树敌，自绝补给，最终鱼和熊掌俱失，以致天国早夭，惨兮怛兮，徒留后人空悲叹！（完）

太平天国的江山社稷于1864年轰然倒塌，李秀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