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歌手孙露个人资料-北京碳排放现状：交通、建筑领域存较大挑战

风力发电。图/unsplash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之际，“双碳”目标成为热门话题。作为首都的北京，根据目前北京的碳排放情况，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北京可以先于国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北京日报此前报道，从“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中和北京行动高端论坛”上获悉，北京市正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开展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评估，研究制定碳中和行动方案。

同济大学抗雾霾建筑研究中心教授徐鹏告诉新京报智库，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目标是到2025年成为“碳中和之都”。美国旧金山和博尔德已经决定在2030年实现碳中和。伦敦、澳大利亚、墨尔本和西雅图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气候变化处相关负责人对新北京智库表示，评估发现，北京目前的碳排放处于波动下降的高原期。北京能有效控制碳排放增长，得益于北京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长期大气污染防治，带动了清洁能源、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等措施。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点、城市功能定位，对比借鉴国际国内城市碳排放控制经验和目标，北京研究制定了“双碳”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

虽然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早于2050年制定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但对于一个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首都来说，北京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会有多难，会面临哪些挑战？

北京90%的碳排放都集中在不到10%的土地上。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北京和其他城市仍然有大量的碳排放。

美国康乃尔大学从事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研究的孙露博士对新京报智库表示，从碳排放总量来看，中国四个直辖市的年排放总量高于日韩，在中日韩三国城市中排名前四。排放量最低的三个城市分别是韩国大邱、日本大阪和京都。

据孙露介绍，北京90%的碳排放集中在8.93%的国土面积上，而日韩的碳排放空间分布相对广泛。比如首尔和东京，90%的碳排放分别集中在74.17%和55.95%的国土面积上。

新北京智库发现，北京东城、西城、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的土地面积合计1385.85平方公里，占北京的8.45%。2020年，城六区地区生产总值合计26268亿元，占全市70%以上。以可查询的2019年数据为例，城六区能源消费总量为2893.3万吨标准煤，约占全市总量的40%；全社会用电量551.43亿千瓦时，占全市一半以上。

其中，海淀和朝阳在城六区之列，全社会能耗和用电量占比最高。以海淀为例，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重点碳排放单位名单》显示，该地区共有123家重点碳排放单位，占全部的八分之一以上。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是重要的碳排放源，有29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上榜。

因此，高校也成为碳减排的重要对象。2020年9月，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2020年公共建筑用电限额名单显示，海淀区共有7237栋公共建筑用电限额。北京大学是海淀区用电限额最多的公共建筑，仅北大名下就有89栋用电限额公共建筑，还有北大特殊住房管理中心、北大物理研究所、北大总务部等一批单独核算的公共建筑。

以北京科技大学为例，用电定额清单中有39栋公共建筑。北京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组)主任张文平撰文(文章发表在《大学后勤研究》2021年第9期)介绍，2010年至2012年，该校碳排放总量快速增长，2012年达到峰值46090吨，2012年至2014年呈下降趋势，2014年达到2010年至2019年。2014-2018年呈缓慢增长趋势，最高值与2012年基本持平。虽然2018 -2019年有所下降，但碳排放量仍高于2014年。

孙露表示，如果要实现减排1.5℃的气候目标，2030年北京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比2015年水平减少35%。总的来说，目前全球城市脱碳的目标仍然不足以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球气候目标。

根据孙露，即使在首尔和东京这样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的减排需要分别达到36%和26%。

碳排放主要来自建筑和交通。

如上所述，属于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建筑已经成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资料图。图/unsplash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艳芳等人联合撰文(文章发表在《生态经济》2016年第一期)指出，北京建筑的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4857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12514万吨。持续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人均建筑面积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其中，前两个因素与碳排放形成了对应的增长关系，即城市化率增长1%，建筑碳排放增长1.66%；建筑人均居住面积增加1%，建筑碳排放量增加0.54%。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业委员会此前发布的《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18)》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建筑碳排放量位居全国第六，排在山东、广东、河北、辽宁、河南之后。而山东省国土面积15.79万平方公里，是北京的9倍多，但建筑的碳排放量却不到北京的2倍。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数据显示，在四大直辖市中，受冬季供暖影响，北京建筑碳排放量最多，2019年为7575万吨，占当年北京碳排放总量的近一半。上海排名第二(5839万吨)，天津排名第三(4850万吨)，重庆排名第四(3084万吨)。

但从全社会碳排放总量来看，重庆排名第一，上海第二，天津第三，北京最少——大约是重庆的一半。也就是说，在四个直辖市中，北京的建筑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量的比例最高，接近一半的水平。

在城六区，建筑的碳排放尤为明显。以东西城为例，第一、第二产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东部和西部是首都的功能核心区，主要是金融、文化和政府机构的办公楼，以及一些商业场所。所以在终端能耗方面，主要是用电。用电也有碳排放，排放的水平取决于供电端燃料的含碳量。因此，只用电的单位也将成为北京市重点碳排放单位。

北京市2020年重点碳排放单位名单显示，位于东城区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戏剧学院等都是重点碳排放单位。

为加强本市公共建筑节能管理，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020年6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市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印发》。

《办法》规定，对全市3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实行用电限额管理。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11258栋在管建筑，总面积1.47亿平方米，占全市公共建筑面积的47%。“实际用电量超过能耗红线的，要进行能源审计，找出用电不合理的原因，进行节能改造”，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在解读《办法》时表示。

交通领域的碳减排也面临巨大挑战。

2021年9月《新京报》报道，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主任刘颖表示，过去5年北京城市交通碳排放年均增长率为4%。结合大数据分析预测，如果要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需要从目前每年4%的增速变为每年10%的负增长，负增长的拐点应该出现在“十四五”期间。“这需要交通部门在现有的低碳发展模式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这将涉及数百万吨的碳减排。”

企业净零碳排放压力传导到能源供应端。

多位受访者表示，无论如何降低能耗，大多数单位都有可用电的“下限”。比如一些工业企业，空调需要24小时运转，而且是用电比例最大的。在这方面，一些企业无法通过自己采取措施来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同样，地铁运营单位也存在类似现象。多位受访者表示，由于运营里程增加等因素，地铁运营公司本身甚至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目标。因为目前任何技术改造或者绿色动力的有限使用，都无法抵消运营里程增加带来的能源消耗。

作为终端用电方，企业“只能用国家电网给的什么电，不能说我自己就把火电变成绿电”。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规划政策处处长王吉龙撰文(文章发表在《中国能源月刊》2021年第1期)指出，北京市建筑和交通能耗占北京市总能耗的70%以上，且呈增加趋势。有效控制该领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供热和航空行业的零碳能源替代尚未找到可行路线。

然而，一些企业无法实现的净零碳排放压力传递给了能源供应商，尤其是电力供应商。

王吉龙表示，如果北京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北京的经济、能源、工业等部门要用30年左右的时间加速转型和变革。在保证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基础上，能源转型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据王吉龙介绍，北京的化石能源消耗占70.3%。由于本地可再生能源禀赋相对不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明显偏低，净外电比重相对较高是北京能源结构的一个特点。2019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9%，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全市一次能源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产量分别为10.2亿千瓦时、3.4亿千瓦时、4.8亿千瓦时。三项累计用电量不到当年北京全社会用电量的2%。

也就是说，北京的电只能从外省进口。据新华社报道，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的权力结构已经形成。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的任亚平说，北京70%的电力需求来自内蒙古。

王吉龙介绍，虽然发达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仍以化石能源为主，煤、石油、天然气之和占51.5%-87.4%，与北京差不多，但他们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相对较高。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落实“双碳”目标，北京市正在研究制定“十四五”期间重点领域的减碳措施。例如，在能源领域，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的比例提高到14%，外部转移的绿色电力达到300亿千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