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语对于一个聋人家庭有多重要？王健一家给出了答案。王健和妻子王一岚都是尚存些许听力的聋人，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儿子腾腾。手语不仅融入他们生活的日常，也是他们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其意义不言而喻——既是工具，又是桥梁。归根结底，手语和汉语普通话一样，是他们的基本语言。
与大多数寻常家庭一样，王健和王一岚有时会带着腾腾到小区楼下遛弯，如不深入交流，常人很难发现这是一个聋人家庭。
腾腾3岁的生日宴会上，王健小心翼翼地给儿子的蛋糕点了3根蜡烛，随即用手语打出“生日快乐”。腾腾大声回应“谢谢爸爸”，同时用比赞的手势，大拇指轻轻弯曲——这在手语里意为“谢谢”。
这是一个“非典型”的普通家庭，王健和妻子王一岚有听力障碍，儿子腾腾是健全人。说话和手语并存的沟通方式穿插于一家3口的日常生活。
相同的身份，不同的成长轨迹
王健1983年出生于北京，3岁时因药物注射致聋；王一岚1989年出生于青岛，同样因为药物导致听力障碍。两人在结婚前特意去做了基因检测——如果双方的基因序列里没有听障缺陷就在一起；如果有问题，就互祝对方幸福。
这是很多聋人家庭生育前不得不做的选择题，只不过王健和王一岚把这个时间节点往前挪，这也是王一岚“决定要不要结婚的前提”。
所幸结果让双方都满意，这才有了腾腾的出生。但孩子出生时还是让两口子心里绷紧了一根弦。王一岚的母亲抱着还未满月的腾腾进行了新生儿检查，其中就包括听力筛查。夫妻俩看着检查单上“听力正常”4个字，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下图）随着年龄增长，腾腾开始学说话，王健有时会拿着识字卡、小人书大声教儿子说话，这对于王健来说也是一种发声训练。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王健一家也不例外。王一岚教腾腾学说话，王健教儿子打手语。夫妻俩分工明确，这也和两人的成长环境有关。
王健因为听力受损程度更严重，从小也没怎么接触健听人的圈子，“那时家里人情急之下四处求医，错过了康复训练的最佳时期。”所以王健虽有微弱的听力，但仍无法很好地开口说话。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王健母亲托人打听后，把他送到了北京市第一聋人学校（2002年与东城培智中心学校合并成立“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在学校的第一堂课，就是学手语。”王健所在的年级有两个班，他们班有14个学生，都还保有不同程度的听力，另一个班则是全聋的学生。“我们学的是北京手语。”王健的第一个学期，就是在背手语中度过的。“从第二学期开始，才逐步接触文化课。”对于王健这样的聋人来说，手语并非什么高深的技术，而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如果不能熟练掌握，不仅连上课都成问题，还很难交到朋友，融入聋人圈子。
王健在北京市第一聋校一直读到高中，后来考进北京市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习平面设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影楼修图。“大多是婚纱照，会有工作人员和顾客沟通，每张照片哪里要瘦一点、哪里要亮一点，都会列在一张纸上。”王健负责“技术活儿”，而沟通的工作，通常由别的同事去做。
王健还是北京市聋人篮球队的一员，是队里的主力前锋，曾多次代表北京队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拿到名次。篮球队里有些是他的同学，有些则是新认识的朋友，后来王健还被队员介绍到一家福利工厂工作，那里都是和他一样的聋人，“比在影楼待遇好，也自在多了”。
他和王一岚，也是球队里的好友介绍认识的。与王健不同的是，王一岚虽然是一名聋人，但她如不刻意说明，一般人几乎无法察觉。两人认识之初，王一岚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研究生，王健看着眼前这个落落大方的山东姑娘，再三和朋友确认她的身份，因为“那时她甚至都不会打手语”。
王一岚的成长过程是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一路“逆袭”过来的。因为听力和语言功能不完善，她付出了数倍于常人的努力去学说话。母亲从未间断过她的康复训练，并且坚持把她送进普通学校，以至于后来王一岚对于聋人群体来说更像一个“圈外人”。“我能无障碍地和健全人交流，母亲功不可没。”
在即将完成研究生的学业时，王一岚了解到成年人也可以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也是在母亲的鼓励下，她“大胆”地选择了进行手术。“其实很多聋人想做人工耳蜗，但多数人的父母觉得这是‘在脑袋上开刀’，不愿孩子承担这样的风险；而更多的人则是无法负担高昂的费用。”一套进口人工耳蜗的费用在20多万元，王一岚还在犹豫的时候，又是母亲给了她最大的支持。“起初她让我自己决定，其实私下里也做了许多功课，知道人工耳蜗的好处，在我犹豫的时候跟我说一定要做，哪怕借钱也要做。”
就这样，王一岚在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1年后，听力和语言功能愈发完善，说话听声基本与常人无异。在她的劝导下，王健也植入了人工耳蜗。
总有一方要先做出妥协
对于习惯使用手语交流的王健来说，耳蜗的植入并未给他的生活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和聋人朋友一起出去，我勉强可以充当他们的‘翻译’。”王健有时和朋友一起聚餐，点餐时都是各点各的，拿着菜单给服务员指一下，就算是点餐完成，一个人点完，下一个人再点。在王健的印象里，聋人圈子里很少有“请客”一说，大多时候都是“AA制”。
“现在很多餐厅都有扫码点单，必须面对面交流的情况越来越少。”购物、吃饭、出行，都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完成，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聋人群体的生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部分聋人的“惰性”——懒得与外界沟通，更难以跳出“舒适圈”。
王健的聋人朋友里也有听力和语言功能尚可的，但彼此在一起交流仍会使用手语，“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一朝一夕就改变”。除非同时在场的还有健全人，“我们会听，也会说。”王健说，但也仅限于那一刻，“转过身两个聋人交流还是会用回手语。”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去医院就医，或是厂里开会，不得不开口的时候，他们才会短暂地放弃手语。这时，那些全聋的工友目光会齐刷刷落在王健身上——他成了他们联结外界的桥梁。
“我妻子和我在一起，才开始学习手语，其实也是为了融入我的圈子。”起初王一岚随王健接触他的朋友，虽然同为聋人，但她似乎更像一个“局外人”。朋友与王健交流的内容，由王健转述给妻子听。同样，王一岚的话语也由王健打手语表达给朋友。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王一岚代替王健与外界沟通，两人的性格也正好互补——王健内向，即便能说也不爱多说；王一岚外向，大大咧咧又处事果决。
用王健母亲的话说：“儿媳妇太优秀了，跟她在一起王健才能成长。”事实上，生活中王一岚更迁就王健一些，她成了两人中“健全”的那个。“让一个聋人学说话难比登天，但让一个健全人学手语要简单得多。”这就仿佛一道边界，总有一方要率先做出妥协。
王健教会儿子一些简单的手语，如“你好”“吃饭”“谢谢”，腾腾打得比很多大人都标准。汉语普通话成了王健一家的“第一语言”，而手语则是“第二语言”。
儿子的成长，也是一家人的成长
直到儿子出生，王健“不爱说话”的习惯才彻底改变。腾腾牙牙学语的时候，他有时会拿着识字卡、小人书大声地教儿子说话。这对于王健来说也是一种发声训练，父母的爱总是无私的，他必须试着与儿子沟通，融入他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王健也教会儿子一些简单的手语，“你好”“吃饭”“谢谢”，腾腾打得比很多大人都标准。汉语普通话成了王健一家的“第一语言”，而手语则是“第二语言”。王一岚打趣“我们家也算是‘双语家庭’了。”
王健和王一岚的父母都是健听人，他们在教腾腾语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父母是健听人，孩子是聋人，父母会手语的很少；如果父母是聋人，孩子是健听人，一般孩子都会手语。“孩子是一张白纸，学东西很快，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会造就他们未来的语种。”王一岚说，这就好比从小生长在外国的孩子，大概率会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普通人接触不到，手语在他们眼里神秘莫测，其实手语就是一门语言，人与人交流的基本工具。”
对于手语看得云里雾里的情况，偶尔也会出现在王健这个“天然使用者”身上。有时一家人坐在一起看新闻，屏幕右下角的手语翻译，王健也不能全看明白。“我学的是北京手语，而现在则是国家通用手语。”
王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手语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特教学校教的是北京手语，各地也有方言手语。有时从外地来的聋人朋友与他交流，遇到双方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就在对方掌心里写字，交流起来虽没什么大问题，但终归不太方便。
直到2018年，国家通用手语规范开始实施，我国才有了国家级的手语统一标准。“尽管如此，手语还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王健说，比如在一些专业性较高的特定领域，手语表述还是不能完全覆盖，比如医药术语的“头孢”“青霉素”；法律术语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化工领域的“三聚氰胺”“铅酸电池”等。“希望有一天，手语能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不再以一种猎奇的眼光去看待，聋人才能真正无差别融入社会。”王一岚说。
她曾想过儿子的未来，会不会因为有聋人父母而遭受歧视，“我们会有意识地向他灌输一些观念，告诉他爸爸妈妈的耳朵生病了，耳蜗就是我们的‘小耳朵’，手语也可以成为日常的交流工具。”在腾腾看来，王健和王一岚与别的父母没什么两样。
腾腾生日那天，王一岚还“没出息”地哭了一场——奶奶给了孙子1000元的红包，腾腾接过说完谢谢后就要往门外走，问他去干吗，稚嫩的童声放大了几分贝：“我要去给爸爸妈妈换耳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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